蚁族的奋斗日记 蚁族的生活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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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族的奋斗日记 蚁族的生活日记（一）
即使是未来某一天我被重新打回“城漂”,我也能挺起胸膛,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奋斗下去。
在文章的博客里,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奋斗”。他演过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奋斗”二字的真实再现:《奋斗》中的向南,一个平凡的大学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按揭买一套40平米的房子。《蜗居》中的小贝,漂泊在繁华都市的毕业生,最大的追求就是攒钱买房。
那些屏幕上的挣扎与迷惘,文章也曾经历过,正如他的自我调侃:“我就是蚁族的前辈———城漂。”提起那些压抑自卑、前途未卜的日子,他说:“幸好有那段经历。我才有机会沉淀下来自我拷问。
刚进中戏那一阵,文章很不得志。上课一如既往地迟到,趁着老师转头赶紧溜到教室最后一排。期末全班汇报演出,他永远都担当在幕后放音效的角色,从不上台展示自己。
压抑自卑的日子在大三终于告一段落。大三期末的汇报演出前,班主任特意找到他:“你已经荒废了两年,第三年是不是该有点儿动静了?”老师递给他《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剧本,希望他以此作为期末考试的素材。文章拿着剧本研读了一段日子,表演欲望油然而生,他头一次尝试着向逆境迎头痛击,而不是委靡逃避。文章开始积极地在班里寻找搭档,排演片段,终于在大三下学期,第一次拿到了台词课全年级第一,表演课全班第一的好成绩。尽管那段日子里因为排练拒绝了能挣钱的演出机会,文章却并不后悔:“演艺圈里朝三暮四的恭维话算不了什么,反倒是象牙塔里最单纯的掌声重要得多。”
找到自信的文章在演艺路上越走越顺。大三那年,他主演了由王朔小说改编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大四毕业前又参演了赵宝刚导演的《奋斗》,即将走出校门的文章看上去一帆风顺、前途似锦。
《奋斗》一拍完,刚毕业的文章就遭遇了失业危机,他戏称自己一夜之间成了标准的“城漂”。长期接不到戏,让文章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拮据。毕业之初,孝顺的他把《奋斗》的大部分片酬都寄给了父母,只给自己留了1万元的生活费。没过多久,他就陷入了只能维持温饱的窘境。为了省钱,他每天的伙食都是方便面,“27块钱一箱,每箱24包外加附送6包,正好吃一个星期”。
有一天早上,文章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一部正在筹拍的电影希望他当天下午去试镜。虽然片酬只有2万元,但面临断粮的文章还是满口答应下来。为了省车钱,文章一路从东南三环走到了北二环。到了约定时间,他接到电话,对方临时更改了见面地点。文章只得狠狠心,打了辆出租车往那头赶,刚到半路,又接到通知:“这边事情太多,改天再谈吧。”挂了电话,文章赶快让司机停车,一看计价器已经跳到了20元。交钱下车,他失魂落魄地往家走,走着走着突然蹲在路边哭了:“我不是委屈,而是后悔就这么白白浪费了一个礼拜的方便面钱!”
幸运的是,文章遇到了新的机遇《蜗居》。为了在这部剧中更好地展现80后特质,同为80后、同样奋斗过的他给编剧六六提了不少点子,让小贝这个角色苦中有乐,更加喜感。在文章看来,批评80后随遇而安,不屑于计划的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奋斗在当下”的积极姿态。
如今,文章已经收获了奋斗的成果。他主演的电影《走着瞧》在今年的大学生电影节上广受好评:暑假期间,他与李连杰联袂主演的电影《海洋天堂》也已上映。在这部电影中,文章首次尝试自闭症角色,为了达到人物对游泳技能的高要求,他每天超负荷练习游泳和潜水。有一次因为水压过大,他的耳膜穿孔连续发烧7天,脓水20多天才排清,现在坐飞机时耳朵还会隐隐作痛。
虽然文章早已告别“城漂”的惨淡生活,但他依然对那段日子津津乐道。他说:“那段经历对我非常重要,从此我坚信,即使是未来某一天我被重新打回。城漂’,我也能挺起胸膛,在北京这所城市里奋斗下去。”
蚁族的奋斗日记 蚁族的生活日记（二）
“哎呀”“哎呀”是爸爸的口头禅。大事小事,喜事坏事,爸爸的第一反应常常先是一声“哎呀”。不知道的人问他为何如此一惊一乍,他慢条斯理地解释:“或许是因为上了年纪吧!”可我知道,这其实是爸爸几十年主持彩票摇珠节目留下的职业病———每当中出大小奖,爸爸都会“哎呀”“哎呀”地兴奋欢呼。
我真正领悟到怎么演戏,也得益于爸爸的这句口头禅。
年少时,我觉得爸爸在电视中兴奋的“哎呀”声很假,人家中了奖,他为什么那么幸福?大奖“哎呀”一声也罢了,小奖也“哎呀”!当我16岁进入无线艺员班后,便以同行的身份向他提出开小奖时可不可以停止“哎呀”,爸爸却不能接受,颇为委屈:“我是真心为彩民高兴,小奖也是好彩头嘛!”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爸爸这种主持风格肯定很受欢迎,不然怎么会全港人都称他“财神叔”,还给他起了“夏春秋”这个别名?“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真心送祝贺,很暖人,就去掉四季里的‘冬’字来唤我咯!”爸爸也喜欢这个名字。
没多久,劝不动爸爸的我,反而被爸爸劝动了。
初入行的我整天梦想演“玉女”和“公主”,谁知总被要求扮演被消遣挖苦、自毁形象的搞笑角色,演起来自然甚感委屈。结果导演就不满意了,骂我“没喜感”,“不会演戏”。这回,爸爸同样以同行的身份给我提建议:“我的‘哎呀’声,观众听得出是真心的,就很喜欢;你的不开心大家也看得到,自然不会被你逗笑,你也就剥夺了角色的喜感!如果不开心,怎么演得好丑角呢?”
爸爸让我学到入行后最重要的一课:做事情一定要拿出诚意来,不然连“笑”都做不好!
喜欢“哎呀”的爸爸,面对我生活中的大悲与大喜,却极度克制,完全不去影响或干涉,让我学会冷静自持,独立前行。
例如我与圈中前男友分手,在家哭得天昏地暗,就连在加拿大的表姐得知后都飞回香港来劝慰,而同住一栋楼的爸爸每天看到泪花了脸的我却不闻不问,甚至开车和我一起去开工时也一路笑谈股票。回家后,见爸爸有条不紊地喝他的咖啡、看他的报纸,我终于忍不住嘀咕起来:“你往日是藏不住事的,现在怎么不问我发生了什么?”爸爸抬头看了我一眼,回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哦,报纸和杂志上都写着呀!”
第1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我凭借《洪兴十三妹》赢得最佳女主角奖,在致感谢词时煽情地感谢了爸爸。下后台,我忙不迭地给他打电话报喜,还以为肉麻的致辞已让他感动得一塌糊涂,可他正和电视台的老友在外吃消夜,只说了声:“不错哦!”我奇怪极了:别人中奖他高兴得不行,女儿得奖他却像路人一样!直到从澳洲休假回港碰到电视台的一位同事,他才对我说:“你爸爸那晚真的很开心,请我们一人吃了一只顶级龙虾……”
和陈可辛谈恋爱,我身边的亲友给出的意见中99%都是不可能:你们太不搭调了!仅剩的1%肯定来自爸爸,他似乎比我还有信心:“理智的陈可辛和感性的吴君如,太合适啦!”后来爸爸与陈可辛多了些交流后,可辛说自己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没人能完全懂他。爸爸和颜悦色地笑道:“陈可辛是吴君如的底子,吴君如是陈可辛的面子。我可以通过吴君如认识到陈可辛可爱嚣张,颠覆传统的率性,也可以通过陈可辛看到吴君如对生活的严肃与持重。”听了这番话,可辛悄悄跟我讲,原来我爸爸才是最懂他的人!
其实我知道,爸爸也是懂我的。我跟可辛已经有了孩子,却一直没有结婚。问爸爸介意不介意,爸爸笑笑说:“无所谓啦,反正大家都叫你陈太太了!”
蚁族的奋斗日记 蚁族的生活日记（三）
１７８６年一个冬天的傍晚，在维也纳近郊一间小木屋里，一位盲眼老人快要离开人世了。他１８岁的女儿玛丽亚强忍着内心的悲痛，为临死的父亲擦洗干净身体，替他换上冰冷而干净的衬衫。这时，老人说：“我向来不喜欢牧师和修道士。不过，在临死前，我要洗净我自己的灵魂。”
玛丽亚疑惑地望着老人，请他明示她该怎么办才好。老人告诉她：“你到街上去，请求你碰到的第一个人到我们屋里来听我临终前的忏悔，我想谁也不会拒绝你的。”玛丽亚遵照父亲的嘱咐来到街上，冬天近郊的街上荒凉冷清，空旷无人。等了好久，她才看见有人沿着围墙朝这边走过来。玛丽亚忐忑不安地迎上去，用颤抖的声音说明了父亲的请求。
那人听后，平静地说：“走吧，我虽然不是牧师，但是会让你父亲得到安息的。”
进屋后，借着微弱的烛光，玛丽亚看清这是个身材瘦削矮小的年轻人，穿着讲究而朴素。陌生人把凳子移近床边，坐下来，弯着腰，凝视着临终者的脸。
“您说吧！”他说，“我不是借上帝的权力，而是我所从事的艺术的力量，我要使您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获得轻松，并卸下您心灵上的重负。”
老人开始喃喃地说：“在我的眼睛失明之前，我是杜恩伯爵夫人家的一名厨师。一次，我的妻子玛尔达得了肺病，医生开了各种昂贵的药，我没有办法，就从主人家里偷了一个小小的金盘子，把它打碎卖了。现在想起来心里挺难受。我一直向我的女儿隐瞒，从小教她不要动别人的一点点东西。”
陌生人默默地听着，然后把手掌放在老人那双瞎眼上，说：“约翰·梅叶尔先生，您做的这件事不是罪过，也不算是偷窃，相反，也许可以算您对爱情的忠诚。”老人脸上掠过一丝笑意。陌生人问：“现在您告诉我您最后的心愿吧！”老人说，“我希望有人照顾玛丽亚。”年轻人说：“好吧，我来照顾她。您还有什么希望吗？”“我想再一次看看我的妻子玛尔达。就像年轻时遇见她的那个样子。”老人嗫嚅了半天，最后喃喃地说，“不过，先生，您不要为我这蠢话而生气。”
陌生人站起身，大声重复说好吧好吧。他走到那架翼琴前，在凳子上坐下来。随着他灵巧的手指在琴键上跳动，沉寂的小屋里立即充满了生气。美妙的音乐声在小屋里散开，并响彻郊区傍晚的天空。
“我看见了，先生！”老人在床上欠起身，激动地说，“我看见和玛尔达相会的那天，她因为慌乱而打翻一罐牛奶。这是冬天发生的事，在山上，天空像一块深蓝色的玻璃那样透明，玛尔达她笑了，她笑起来真好看！”老人重复着，倾听着琴弦发出潺潺的流水声。
陌生人专注地弹着琴，闪闪发亮的眼睛望着黑洞洞的窗外。陌生人问：“现在您看见了什么吗？”
老人神情安详地听着，默不作声。陌生人用充满诗意的口吻说：“现在您会看见温暖的阳光从天空射下来，苹果树上开满了白色的小花，一群一群的鸟儿从我们古老的维也纳上空飞向遥远的北方。”
翼琴的踏板声轻轻地轧轧发响，翼琴更庄严地歌唱着，好像不是它独自在唱，而是千百个人在欢呼。
老人倚在枕头上，贪婪地呼吸着，手在被子上摸索着。陌生人停止了弹奏，他凝然不动地坐在翼琴边，好像被自己的琴声迷住了似的。
玛丽亚大叫一声。陌生人站起来，走到床前。老人大口喘着气说道：“先生，能让我知道您叫什么名字吗？
“我叫伏尔弗冈格·阿梅捷·莫扎特。”陌生人回答说。
玛丽亚离开床边，双膝着地，深深地向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行礼。
当她直起身来，老人已安详地去世了。
蚁族的奋斗日记 蚁族的生活日记（四）
1979年冬天,我离开了复杂的电影圈,到美国进修。与其说是进修,不如说是疗伤。
在美国一年半,我拍了一部港片《爱杀》。1981年夏回到台湾,文艺片已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新艺城式的喜剧片。英俊小生也没以前那么受欢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喜剧演员、硬底子演员、谐星,就算是文艺片的女生也要大展拳脚扮凶狠手辣状。我这个素来演爱情文艺大悲剧的演员,竟然也要戴起眼罩扮独眼龙,穿着高筒靴拿着长枪,一脸冷漠,学人家打打杀杀的。
回到台湾的3年时间,我拍了14部戏。接触的工作人员很复杂,这些人也跟我在电影里一样,也在私下上演着真实人生的刀枪拳脚江湖片。
在拍《慧眼识英雄》的第一天,现场出现一位笑容腼腆、个子矮小的男士,我和他攀谈了几句,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后来听说他是黑社会老大、是×老板,想找我拍戏。我看他腼腆像个好人,帮他拍了几部戏。他算是个讲道义的黑帮人士,并没有让我吃亏。
台湾的交通很乱,有一次他坐我的车,旁边的车不守交通规则,我破口大骂,他反倒被我吓了一跳。又有一次大伙儿吃完晚饭,他建议我到狄斯角夜总会听歌,我虽然想去看看,但又担心那种场合会很乱,他腼腆地笑着说:“最乱的就在你身边,你还有什么好怕的?”说得也是。
回台拍的几部戏,票房成绩都不错,于是我又成了抢手的演员。这对我来说却并不是件好事。许多黑社会老大都找上了门,我实在不想接他们的戏,却怎么推也推不掉。他们出手豪爽,而且所有条件都肯接受,如果不接的话,就等于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有一晚,一个黑道人士,背着一个旅行袋,里面装满了现款,250万台币堆满了我客厅的咖啡桌。等他走后,我拿到卧室,放进小保险箱里,却怎么都不能全部塞进去,只好拿出一部分放在抽屉里,等到隔天存入银行。
朋友知道后为我捏了一把冷汗,说我太大胆了。我想也是,那时全家人都在美国,只有我一个人在台北,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可怎么得了……
———警察局对面,拍戏空当,我回我的小白车后座休息,秘书叶琳几次提醒我不要开后车厢。我觉得奇怪,没事我干吗开后车厢?原来制片在后面放了很多手枪。
———夜里,有一位制片开车载我和秘书叶琳到台中拍戏,要等到天亮才开始拍,拍完我的部分再接我到其他现场。因为太累了,倒在后座就呼呼大睡,忽然“嘭”的一声,大家吓了一跳,叶琳和制片转头看我,原来我滚到坐椅下了。我瞧见叶琳的脸色非常难看,说了声:“我没事!”又继续睡觉。到了天亮,下了车,叶琳在我耳边轻声告诉我为什么她脸色难看,因为她在前座的坐椅下摸到一把枪。
———天刚亮,我和尔冬升拍完夜戏,很累,经过田埂,看到一辆奔驰车陷在稻田里,许多人在想办法把它弄上来,我瞄了一眼也懒得理。片场小弟说那车是来接我们的,尔冬升马上钻进我的车,说他宁愿坐我的小破车也不愿意坐他们的奔驰车。在车上,尔冬升说,站在奔驰车旁那个男的,脸上表情冷冷的,眼神很凶。听说他叫×××,我按谐音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螺丝起子”。
———拍戏现场,化妆时间,有一位黑帮小弟,试探性地问我:“跑路的话,你会不会借钱给我?”我假装不知道什么叫跑路,旁边的人帮忙解释,我灵机一动:“呸!呸!呸!不要讲这种不吉利的话。”后来尔冬升跟我咬耳朵:“我刚才很替你紧张,不知道你会怎么说。还好你答得机智!”
———我们在椰如餐厅拍时装打斗片,一进餐厅就感觉气氛怪怪的,有一位强壮高大、头发鬈鬈、脸上有刀疤的男子,站在化妆桌旁,化妆师拉我到一边,告诉我他是我的贴身保镖,外号叫“小玫瑰”。真逗笑,这样的外形居然叫小玫瑰,我偏叫他“刀疤小玫瑰”。我们在餐厅门口拍摄,刀疤小玫瑰就坐在对面小巴上。拍到放枪的戏,枪声很响,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对面巴士跳出一个人用枪指着我们这个方向,反倒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小玫瑰以为这边有枪战。弄得我们啼笑皆非,却又忍着不敢笑。
蚁族的奋斗日记 蚁族的生活日记（五）
二萧关系中,萧红一开始便处于劣势。
萧军去世,其妻撰文,总结萧军爱她的三大理由,之一便是她是处女。这段话显然是针对萧红所说。萧红不是处女了,在萧军之前,她有汪恩甲,在汪恩甲之前,萧红还有个初恋表哥———这绝非萧红泛爱,而是她追求自由恋爱的决心和行动力。
萧红一直有扮嫩的倾向。在鲁迅家,萧红梳着系有蝴蝶结的辫子,蹦蹦跳跳的。潜意识里,她渴望回到烂漫的花季,但,她显然回不去了———她的身心皆有爱情和以爱情名义伤害她的男人的划痕。可她,偏以这个形象,承欢鲁迅,讨好萧军———萧红在情感方面的积极主动和迎合,思之,令人落泪。
她只是想拥有一份安全的爱啊。从祖父那儿,她知道了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她就对这“温暖”和“爱”,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鲁迅夫妇,是萧红可以探手即触的温暖;萧军,是可以伸手攫取的爱。
萧军义气的拳头,曾数次痛击他所不耻者,拳头是他打出的另一种文章。拳头一旦如雨般落在共患难的妻子身上,便凸现暴力的狰狞面目。看见萧红左眼青了一块,梅志和许广平关心地询问,萧红掩饰说是晚上不小心碰的。萧军冷笑:“别不要脸了,是我打的!”
这段文字,将人的心攫住。语言暴力比拳脚更为可怕。被打的弱女,扯块谎言维护自尊也不可能!
彼时,萧军恰逢桃花运。
“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作出气筒,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饱受痛苦煎熬的萧红写下一组《苦怀》诗———“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品咂这些诗句,让人深切地触摸到与萧军同居的萧红的痛苦,这种痛苦是这么真切,这么鲜明,永远不结痂。
爱情,是萧红赖以呼吸的精神氧气。萧红产下汪恩甲的女儿,整整6天,没有看她一眼,奶水湿透了衣襟,萧红也没有喂她一口奶。萧红狠心堵住母爱决口,她更看重萧军的爱情!她抛掷了她本应负重的累赘,指望轻盈如蝶,飞向爱情啊。
萧红在香港病危时,交代后事,嘱咐端木蕻良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寻找这个孩子———女儿,萧红何曾忘却一日。
萧军绯闻不断,萧红的痛苦无处可藏。1936年7月,萧红接受了鲁迅的建议,赴日本。萧红的离开,是希望借助别离的空间,挽救濒临灭绝的感情。
四十余年后,萧军同从维熙说到萧红:“她的心太高了,像是风筝在天上飞……”
萧军说萧红的心太高,明褒实贬,意指她不切实际,文学大于生活。我不能赞同,从那些自日本寄回的信中,我们感受到了萧红低首尘埃的手势,她的言行,堪称贤妻。
已怀有萧军骨肉的萧红,遇上生命的劫数———端木蕻良,将其视为情感出口,结束与萧军的同居关系。
提及6年爱情生活,萧军何其冷静:“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
而萧红,却给萧军留下《生死场》的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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