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文学小说中的乡村人物
第一章 李佩甫的乡村经验与其小说中的乡村人物
第一节 李佩甫的乡村经验与文学创作
李佩甫对于河南乡村生活、乡村人物的熟悉，与他生命中的几段特殊经历紧密相关。童年时期的贫寒家境、青年时期的知青;经历、工作之后的下乡挂职，都为李佩甫认识中原乡村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它们不仅丰富了李佩甫的生命体验，同时也滋养了李佩甫的文学创作，使他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写作领地和写作自信。
一、李佩甫与乡村的不解之缘
首先，李佩甫童年时候为了吃饱饭常常到乡下姥姥家去，那里的乡村百姓都以善意待他，这使他终身都感激不尽。独自一人的童年，几乎决定他的一生。李佩甫虽出身于工人家庭，但他的童年，常常往返于乡下的姥姥家。那时候，他只有六七岁，刚上小学。几乎每个星期六下午，他都会背上小书包走 30 里路去姥姥家，为的是能吃上几顿饱饭。他总是很恐惧、很孤单地走在乡村的土路上。他并不知晓，从那时起，那双脚印注定要在平原上扎下根来。;
其次，李佩甫从 1971 年开始在乡下做知青的经历给了他和乡村百姓近距离接触的第二次机会。这段时期发生的事可见于他的一些回忆散文中。如其中一篇《带豁口的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件小事：身为知青队长的李佩甫带着两名知青和一位外村村民打架，因此激起了外村村民的愤怒。村民扬言要报复这三名知青，后者在恐慌中等待了很久，外村村民却并没有真的来报复。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我几乎把乡下的日子全忘记了。可我仍然记得那天晚安的月光，那月光是打了补丁的。那里补着两个字：善良。;
最后是李佩甫正式从事写作后不定期的下乡挂职的经历，使他能够一直保持对于乡村的新鲜感觉。1974 年李佩甫考上了技校，之后在工厂当工人，开过各种各样的车床，并在此期间开始进行业余创作。后来在许昌市文化局一个老同志的帮助下，李佩甫被调入文化局成为专业创作人员。李佩甫从事专业创作后在河南文联、河南作协供职多年，有多次到乡下挂职的机会。这种机会对于李佩甫来说是真正意义的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因为不牵涉实际的政治权力，老百姓和乡村干部也都更愿意对他敞开心扉。这对于他了解乡村的真实发展状况和百姓的现实生活处境、精神现实帮助很大。因为写作领域的特殊性，现在每年他都还会下乡走一走，补充对于生活的新鲜感觉。这些宝贵的经历都是他乡村经验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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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李佩甫小说中的乡村人物类型
由于李佩甫小说关注的对象多为乡村人物，他们或是终生固守土地，或是在成年后离开乡村，走向城市。不管他们最终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他们最初的成长背景所赐予他们的乡村印记都会伴随他们一生。因此，本节主要从固守土地者和离开土地者两个方面来讨论李佩甫笔下的乡村人物形象。
一、固守土地者
李佩甫笔下的固守土地者主要包括乡村权势人物形象、各类女性形象以及诸多的残疾人形象和广大的普通乡村百姓。在李佩甫的作品中，他对于不同人物形象的关注度是不同的，例如村官形象、女性形象和残疾人形象在他的小说中都被表现地更为突出，有被同类化的倾向。而广大的乡村百姓往往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与李佩甫所营造的乡村氛围融合在一起。他们更难被归类、概括，但他们却是李佩甫剖析中原乡村百姓精神现实的最好切入点。这种写作状况的出现与李佩甫所选择的叙述手法关于。从早期的《小小吉兆村》、《红蚂蚱 绿蚂蚱》一直到近年的《生命册》，李佩甫都采用了平形人物群像式;的叙述策略，在一部小说中集中书写几个特殊的乡村人物，在书写单个人物经历的过程中逐渐牵引出对众多普通乡村百姓的书写。单个人物与乡村百姓群像之间的叙述比例始终是不均衡的，所以经过多年的创作积累便形成了某些类化的乡村人物形象，而众多普通的乡村百姓渐渐化为营造乡土氛围的必要手段。因此本节主要集中关注李佩甫笔下的几类有代表性的乡村人物形象，作为承载着中原精神文化的众多普通乡村百姓将被放置在文章第二部分加以详谈。
（一）村官形象
李佩甫笔下的众多村官形象，是其小说创作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羊的门》创造出近乎神一样存在的村官呼天成，在中国当代小说人物画廊中也绝无仅有，令读者、评论者印象深刻。纵观李佩甫从 1985 年发表的《小小吉兆村》到 2021 年出版《生命册》期间的创作，他在小说中始终没有放弃对村官形象的关注、剖析。这是由于在中原大地尤其是豫中乡村，权力体系是除了乡村宗法制之外维护乡村稳定、和谐的另一种有效形式。如果想要探究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现实，村官形象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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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李佩甫小说中乡村人物的生存环境与生存哲学
第一节 李佩甫小说中乡村人物的生存环境
与沈从文、汪曾祺等乡土作家的小说相比，李佩甫笔下的乡村没有太多梦幻和诗意的一面。传统儒家文化培养了他的责任意识，他更加重视表现这块土地的真实现状和人们的真实处境。他笔下的乡村大多贫穷、破落，村民生活充斥着着不易和艰辛。他们总是在田间不停地劳作，却还依旧无法摆脱物质匮乏的生存境遇。乡村存在的隐形等级制度也只能在小范围内确保一部分人的利益，对于身处乡村底层的众多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并不具备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资格和力量。中国古老乡村的宗族关系历来作为维护乡村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在李佩甫的笔下，却常常沦为中原乡村权势文化的帮凶。这些客观的不利因素无形中都增添了中原百姓生存的艰难程度。
一、自然条件、政治环境导致物质匮乏
豫中平原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常遭受战乱、天灾的侵害。尤其是近代以来，自然灾害和连绵的战火不断蹂躏着中原大地，苦难成为中原人最基本的生命体验。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上半叶更为突出。于是，河南新文学创作的基本母题就是对苦难的抗争和对造成这种苦难的中原文化的反思。;而河南作家从现代文学时期的徐玉诺、师陀、姚雪垠到当代文学时期的张一弓、李凖、田中禾、张宇以及新时期的周大新、刘庆邦、阎连科、刘震云等都在作品中对中原地区的这种生存环境和苦难文化给予过表述，同样身为河南作家的李佩甫也不例外。
特殊时期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也无形中增加了乡村百姓生存的艰辛程度。李佩甫的小说也不时透露出关于这方面的细节。例如在《生命册》中，大跃进;之后，无梁村村支书以私分瞒产的罪名被撤职了，老姑父以功臣的名义接替了村支书的位置。那年冬天，地里只剩下了胡萝卜。前任村支书瞒的是胡萝卜，老姑父上台之后，瞒的也是胡萝卜。与前任村支书不同的是，老姑父并没有把胡萝卜拉到自己家里，而是命人把地里的胡萝卜缨全部割去，给公社干部造成场光地净的印象，尔后半夜偷偷带人收割胡萝卜，当天收割当天吃掉。最后老姑父私分瞒产的事还是被人发现了，可是老姑父望着一个个饿鬼一样，眼里泛着绿火 ;的村人，他还是冒着风险瞒下了这几十亩胡萝卜，并因此受到上级严重警告;的处分。村人一连吃了六个月的胡萝卜，可是这胡萝卜却救了全村人的命。在老姑父逝世多年后，村中老辈人想起此事，对老姑父还是万分感激。同样地，在《红蚂蚱 绿蚂蚱》中的《队长舅》里，上层政治机关要求村人五天之内必须收完秋，工作队要进村检查。村中地里的百十亩红薯是全村人半年的口粮，再按照农时收获已经来不及了，因此只能匆忙地毁掉这些红薯，尔后令村人在夜间疯狂抢收。上层政治机关人为制定不切实际的政治方针与农村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而使百姓身处被动局面，他们只能毁掉庄稼来响应政策。虽说这一特殊时期只延续了很短的时间，但是人为政治因素还是客观加重了百姓的生存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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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李佩甫小说中乡村人物的生存哲学
由于中原地区生存环境动荡不安，中原百姓经过几千年的生存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应对生存难题的常用哲学，其中包括跑跑;哲学、脸面;哲学和做小;哲学等几个主要方面。这些生存哲学是乡村百姓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维护生命尊严的渴望而萌发的，但这些生存哲学只能在短时期、小范围内保障部分人的私有利益，实质上并不是能够解决他们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的真正有效途径。
一、跑跑;哲学
跑跑;哲学也可以称之为送;的哲学，它来源于中原乡村百姓常说的跑跑吧，跑跑;。这是他们在现实中遇到万般无奈的处境才会说出的一段话。这种哲学其实就是通过送礼来拉近人际关系，从而使事情朝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李佩甫在小说中这样写道：‘跑一跑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行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生存动词，也可以说是失去希望之后的再努力，它泛指遇到了什么难事和关卡，就去找熟人、拉关系、走门路，而后打通一道道关节。这里边当然还包含请客、送礼、行贿等内容，所以这个‘跑字是一个‘足字带上一个鼓鼓囊囊的‘包。人是要带着‘包跑的呀！;跑跑;哲学在中原地区影响颇深。在中原乡村，上至高层村官，下至收破烂的贫民都深谙此道。
《画匠王》中的国家教师李明玉从师范专科生学校毕业之后，既没有犯错误，成绩也是优等，只是人太腼腆，读书多年也没有读出做人的门道，于是只能回村中小学教书，成意也很看重。然而在小学校长看来，教书无非就是哄孩子而已。碍于村中曲曲折折的辈分关系，学生也都不听他的话。慢慢地他在村中办事也不如以前那么顺利了，有时候连东西都借不出，人显得十分落价。有一回浇地，捏蛋儿时，李明玉捏的是第一名，可浇地的时候，电工却把他排在了最后，因为电工的眼就是人秤;，而国家教师在村中的地位是很低的。当他明白了自己在村里的分量后就越来越灰心。有理无处诉说，日子就显得很煎熬。于是，村里人都给出主意说：跑跑吧，跑跑。;李明玉一跑才知道跑跑;是一门极讲究极高深的学问。他诚惶诚恐地向村人请教跑跑;的学问，把那舍不得吃的花生、香油一趟趟地往县教育局的头头家送。村里人知道他在跑跑;之后，对于他的态度都就有了极大的转变，连捡破烂的么叔都开始关心起他并支援;给他两瓶假茅台。在跑了多趟依然没有消息后，走投无路的李明玉只好把两瓶假茅台送出去了。他原本还在担忧假酒是否会闹出人命，可没过几日，调令就下来了，李明玉一下子又成为全村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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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李佩甫小说中乡村人物的文学价值....................49
第一节 李佩甫塑造乡村人物的艺术手法.......................49
第二节 李佩甫塑造乡村人物的重复与超越.....................54
第三节 李佩甫小说中乡村人物的文学史价值...................62
第三章 李佩甫小说中乡村人物的文学价值
第一节 李佩甫塑造乡村人物的艺术手法
平行人物群像式;的叙述手法和植物喻人式;的象征手法都是李佩甫书写乡村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法，其中既含有对其他创作者的借鉴之处，又融入了李佩甫自己的思考和独创。它们对于李佩甫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植物喻人式;的象征手法，不仅常获得李佩甫自我的认可，同时也是其他研究者探析李佩甫小说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一、平行人物群像式的叙述手法
（一）平行人物群像式叙述手法的含义及表现
平行人物群像式的叙述手法，是李佩甫小说的重要叙述特色之一。这种书写方式将众多人物形象平行地置于某一特定地域、环境，赋予他们在作品中同等重要的地位，而非从始至终只关注其中某个人物形象的变化、发展。
这种平行人物群像式的书写传统在李佩甫早期的作品如《小小吉兆村》、《红蚂蚱 绿蚂蚱》早已出现。《红蚂蚱 绿蚂蚱》中包括《狗娃舅》、《德运舅的大喜日子》、《队长舅》、《瞎子舅》以及《村孩儿》、《绿嘴儿牡丹》等多篇小短文，李佩甫将他们放置在同一个乡村背景中，塑造出多个鲜活、生动的乡村人物形象，如坚韧的狗娃舅、瞎子舅和老实、木讷的德运舅等。在随后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中，李佩甫继续沿用平行人物群像式的叙述手法，甚至将其固化为自己独有的叙述模式。例如中篇小说《村魂》就由《二奶奶骂街》、《牛屎饼花》、《石磙》、《响棒槌》、《鼓手》、《红薯窖》等多篇小说构成，在每一个篇章下，李佩甫塑造了二奶奶、先儿、炳家女人等一系列或豪爽霸气侧漏或贤惠善良的乡村女性形象及智慧能干、厚道、洒脱的乡村男性形象。将多个乡村人物平行地置于故事背景上多见于李佩甫的中短篇小说，如《画匠王》及上述的《红蚂蚱 绿蚂蚱》、《村魂》等。
李佩甫中后期创作的小说故事背景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乡村而开始向城市扩展。在这之后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呈现出了城乡人物平行、穿插叙述的特征，且这种创作特征多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尤其是平原三部曲;中。《羊的门》将进入城市的乡下娃子呼国庆在城市中的从政经历与在乡下的铁旗杆;呼天成进行对比；《城的灯》将冯家昌在城中的奋斗史与刘汉香在乡村的奋斗史进行对比；在近年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生命册》中，李佩甫采用独创的树状结构;，通过始终在场的人物吴志鹏，串联起了城市及乡村中多个人物形象的一生，而叙述的方式依旧是平行、独立式的人物群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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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根据李佩甫创作的实际状况，即‘两地书总的来说是不平衡的，‘农村叙述远优胜于‘城市叙述。;本文着重探究李佩甫小说中的乡村人物书写。通过系统梳理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来透视乡村百姓的生存现实、精神状况以及他们在平原特殊的生存环境中所形成的与众不同的生存哲学，并辨析这种生存哲学给他们带来的双重影响。同时通过分析李佩甫在塑造乡村人物时所使用的与众不同的艺术手法和不同时期同类人物形象之间的对比，捕捉李佩甫塑造乡村人物形象时的心理变化趋势，以及其中暗含的写作实绩的提升。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作乡土小说至今，李佩甫一直固守豫中平原;这块创作领域并为文坛奉献了诸多的优秀作品。他不仅用笔记录了豫中乡村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坚守与改变，同时也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活、生动而又与众不同的乡村人物形象，挖掘了中原百姓在数千年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所总结出的多种生存哲学，如跑跑;哲学、脸面;哲学和做小;哲学。这些生存哲学以在短时期、小范围内确保个人的利益为主要特征，而在大的社会范围内，这种生存哲学不仅有损于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对于百姓的精神健康也具有一定的危害性。李佩甫通过书写中原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物，不仅表现了中原乡村百姓的生存环境，同时也透露出他们的精神现实。除此之外，李佩甫在塑造乡村人物时所运用的艺术手法也具有与众不同性，例如他的平行人物群像;式的叙述手法、植物喻人;式的象征手法，都是其基于乡村经验、创作习惯和深入思考后的独创，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和艺术价值。他在小说中一方面深情讴歌中原乡村淳朴、向善的田园风情，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批判中原农民的精神劣根性，从而将中国现代文学中分别以沈从文和鲁迅为代表的两支乡土流派特色成熟稳重、圆融的结合在一起，同时他笔下乡村人物的丰富性和与众不同性也是他对中国乡土小说发展所做出的另一重贡献。最后，他对于乡村底层百姓的持续关注和同情，具备了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悲悯精神和人道主义情结。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