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的影响——基于非洲国家的实证分析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作为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直接投资在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发挥着的积极作用。自2000年党中央确立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由于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努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据《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2年的27.00亿美元增长为2021年的878.0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45.04%。截止2021年底，我国1.6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22000家，分布在世界上179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21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39万亿美元，年末存量为23.59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数计算，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期流量、存量的6.3%和2.3%其中流量位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上，非洲大陆凭借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不断吸引着我国企业的对其进行投资。2021年，非洲成为中国第四大海外投资地，投资的领域涉及矿业、制造业、农业等多个领域。截至2021年底，我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已经达到217.3亿美元。在非投资的企业达到2529家，占总数的11.6%，非洲己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大热土。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国外对OFDI方面的研究比较早，理论相对比较成熟稳重，成果也很丰富。近几年对的研宄转向实证分析，并且多把发达国家作为研宄对象，只有极少数的研宄者关注于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文以非洲国家为研究对象，以我国对其直接投资为切入点，这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第二，国内学术界对政治风险的研究暂时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研宄者只是粗浅的引用西方国家的理论体系，缺乏创新，引用的国家风险、政治风险以及主权风险等概念也经常出现混乱，本文通过对政治风险因素的深入分析，希望能够对政治风险的概念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第三，国内学者对政治风险的实证研究更是匮乏。本文欲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检验我国企业对非洲的直接投资量与政治风险及其他外部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对我国政府制定合理的政治风险防范措施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一、对于政治风险的研究
（一）政治风险的定义
政治风险的概念开始于美国60年代的商务著作中，反映了当时的美国企业对政府干预的不信任。之后，因为银行需要区分所谓好;与坏;的国家，由此建立了对国家风险的评估体系。70-80年代出现了政治风险研宄发展的高潮，大部分学者认为，政治风险与政府对商业运营的干预关于。尽管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政治风险的探讨比较多，但仍没有对政治风险;形成统一的定义。本文选取其中几种较具代表性释义罗列出来，以示参考：
斯特芬罗伯克在其《政治风险：识别与评估》一文中指出：跨国经营中的政治风险存在于由政治变化所引起的经营环境的不连续性，且这些不连续性难以预期;。他认为，经营环境会发生变化，当这些变化对企业的利润或其他重大目标产生严重影响时可以被认定为政治风险;。
Root的定义：政治风险是指各种政治事件（比如战争、政变、革命、没收、征税、交易控制和进口限制）发生的不确定性，并且这种不确定性会在东道国的内外引起跨国公司潜在利润和（或）资产的损失;。
科布林将政治风险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定义：一是东道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没收、现金返回、限制商业交易等）给企业造成的风险；二是由于东道国的政治不可抗力（恐怖主义、政变、罢工等）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二）政治风险的分类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按照不同的标准对政治风险进行了分类，Root（1973）将政治风险分为经营风险、转移风险和资本控制风险。Simon（1984）则根据两种不同的标准对政治风险进行了划分，首先根据其来源，将政治风险化分为东道国的内部风险和他国的外部风险；其次根据政治事件对外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方式，将政治风险化分为直接风险和间接风险，并针对以上两种不同的分类构建了一个分析政治风险的框架。Torre and Hecar根据政治事故是否由政府发起及其可预期性将政治风险分为四类。
第二章政治风险对OFDI的影响机理分析
第一节投资模式下的风险特征分析
一般来说，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可以釆用三种基本的方式进入其他国家或地区，即：出口模式、契约模式和投资模式，这三种模式还可以继续细分（见图2-1）。如何选择和确定国际市场的进入模式是一种系统性安排，其中，对国家风险的评估与防范，是影响模式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在不同的进入模式中，企业所面临的国家风险进而政治风险也有很大不同。
在三大模式中，由于投资区位、资金投入等原因，投资模式面临的政治风险最高，出口模式居中，契约模式最低（见表2-1）。
相比交于契约模式这种非股权的方式，投资模式则是以控制股权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并直接参与所投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等活动。由表2-1可知，投资模式下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远远高于其他两种模式。这是因为相对于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投资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第一，撤资相对困难。相对于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投资模式更加深入的介入到了东道国的市场，具体地点或者业务的专用性使得企业的清算价值上升，这其中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在内，因此一旦投资，其撤资的难度会比较大。
第二，战略遭受牵连。相比较于其他两种模式，投资模式对于企业整体战略的影响意义不容忽视，当包括政治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产生甚至日趋加剧时，会对外资企业的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发展战略会产生十分大的影响。
第三，情感出现障碍。如果东道国产生较大的政治风险或者其他风险，国外投资者出于对自身所付出的努力和所拥有的成功产品的留恋，在企业出现风险征兆时，可能仍然不愿意持有从纯经济角度来决策的客观态度。
第二节政治风险因素及其作用方式
一、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因素
政治是按照某种规则治理、调节人类活动中人际、人与社会、国家以及国际之间关系的行为，这种规则就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涉及的要素包括政体、政党、政府等。政体、政党、政府等要素，对政治风险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可以说，对政治风险的分析、评估，基本上是围绕政体、政党、政府及其行为变化进行的。
（一）内部政治风险因素
内部政治主要是指国家政治体制、政党以及政府处理国内关系的行为。从长期来看，内部政治是多数国家政治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低风险的内部政治可以实现商业环境的连续性和商业活动的低沉本性。内部政治对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可以划分为稳定性因素和效率性因素，内部政治的稳定性因素包括国内战争、可治理性、选举等，效率性因素包括官僚作风、腐败、效率等。
内部政治的主体包含以下几个层面：（1）政权：政权有不同的产生方式，如发动内战、世袭、各种方法的选举，乃至政变夺取，不同的交替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国家风险。（2）政党：政党是政府行为主题的核心，政党对国家风险的影响在于它对政府行为的影响。（3）政府：政府的基本运作目标是实现公平和效率的优化组合，实现这一目标，体现政府管理的水平。（4）政治家：政治家虽然只是国家众多人口中的独自一人，但由于其与众不同的权利地位，他或她的形象、人格、身体乃至言谈举止都或多或少关乎国家风险。（5）内战内乱：内部冲突如内、内乱以及内战，是政治风险中导致国家风险极其不稳定的因素。内部冲突之所以产生潜在的风险，是因为这种冲突，无论结果如何，都会使经济金融政策有较大的不稳定性。
（二）外部政治风险因素
世界各国的政治风险，特别是那些战略性（例如：资源、政治影响、战略地理位置）国家受外部政治的影响己经越来越显著。外部政治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外交、外部援助、外部冲突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政治事件。
外交是国际关系的政策和政治行为的用词，国际关系中的国际行为是个人或集体的社会行为，这些社会行为旨在影响另一个国家的个人或集体的存在或行为，或是受其影响。外部援助又可以分为对外援助和接受外来援助，两种援助都直接和间接的反应国家风险，一般来说，援助和贷款增加，表明政治风险在降低，否则，预示着该国的政治风险要上升或正在上升。外部冲突可分为暴力性外部压力（跨境冲突乃至升级为战争）和非暴力性外部压力（贸易限制、援助撤销、制裁、领土争端等等，其中，最具国家风险影响力的当是国际性暴力冲突及其升级一国际战争。毫无疑问，战争直接影响投资人的信心，战争也会对信贷、投资、财富、贸易等国际经济活动构成威胁。战争对国家风险的影响还包括参战国家需要付出的战争费用。
第三章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现状分析......33
第一节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现状.......33
一、投资动因..........33
二、投资特点.......35
三、投资模式........39
第四章非洲国家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45
第一节变量的选取...........45
一、政治风险指数的选取及分析.......45
二、变量选择......49
第五章结论与启示........62
第一节研究结论......62
第二节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管理.........62
第四章非洲国家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变量的选取
一、政治风险指数的选取及分析
如前文所述，对政治风险的评估除了一些特定的方法以外，也有很多国际评估机构定期对不同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评估，比如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PERC）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EIU）美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机构（BERU），英国政治风险服务机构（PRS）等、其中，著名国际风险评估机构一一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下属的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的风险评级体十分庞大，也比较完整，其政治风险指数涵盖多个国家，时间跨度长（从1980年开始），应用较为广泛，国际上对于该指数的认可度也最高，因此本文选用《国际国别风险指南（》中公布的政治风险指数的月度数据为原始数据，通过将每年的12个月度数据加总求平均值得到每个风险指标的年度数值，以此作为本文非洲国家政治风险指标的量化指数。
ICRG政治风险指数包括12个分指数和一个总指数共13个指标，涵盖全部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能够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进行全面的评估。对每一个政治因素打分，是由ICRG分析人员在为每一个风险因素事先设定问题的基础上完成的。政治风险12个分指数的组成及得分见下表（表4-1），将这12个指标的分值加总就是最后对一国的政治风险的评估，数值越大（小），表明该国政治风险越底（高）。
第五章结论与启示
第一节研究结论
本文第二章理论部分通过借鉴Lilia Maliar Sergrel Maliar构建的两国模型，分析了存在不同的政治风险因素时母国和东道国的行为方式，从而得出在母国的投资政策和东道国的行为偏好不同时，政治风险对OFDI的影响也不同，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第四章实证研究承接了第二章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东道国政治风险因素作为自变量，同时选取其他可能对OFDI可能产生影响的东道国的外部环境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来探讨政治风险和东道国的外部环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宄方法，得出以下三个结论，分别对导论部分提出的前三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第一，我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主要受到包括包括内部冲突和种族紧张度在内的政治风险因素的影响。此外，腐败因素有时也会和母国的投资政策工具相结合，对我国的对非直接投资产生影响。而除政治风险以外的东道国其他外部环境因素往往与政治风险因素一起对OFDI产生影响。
第二，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可知，不同的政治风险因素对OFDI的影响不同。其中，内部冲突（和宗教紧张度对我国的对非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地负向作用，而政治稳定性、社经济条件、外部冲突和腐败对O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风险变量均对OFDI无显著影响。
第三，我国企业对非洲的政治风险并未给与足够的重视。实证结果显示，部分政治风险变量对中国在非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这一方面可能由于中国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国际形势所迫，投资者不惜牺牲自身利益，进入一些政治风险很高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获得发展所必需的战略性资源。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中国企业的盲目投资问题，对潜在政治风险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而一旦非洲国家发生政治动乱，必然会给其投资利益带来损失。
第二节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管理
本节针对绪论部分提出的第四个问题，进行相应的回答。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并没有像常识认为的那样流向政治风险较低的国家，也有可能会流向风险高的国家，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的原因外，也说明了我国企业在投资非洲时并未对政治风险产生足够的重视。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历史较短，企业的规模也较小，缺乏相应的经验，对政治风险的防范意识和措施都不到位，因此在对非直接投资时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合理应对来自非洲国家的政治风险就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笔者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结果，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提议：
一、完善风险监控体系，避免盲目投资
实证结果表明包括内部冲突和种族紧张度在内的政治风险因素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这正说明了我国从政府到企业层面的对非洲政治风险防范的不力，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该从政府层面建立和完善政治风险防范应对体系，包括：利用关于国际法制、建立境外投资法律体系、签订双边和多变投资保护条约以及建立相应的政治风险研究评估和预警体系，从而为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指引。其次，针对迅速增长、规模不断壮大的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热潮，仅靠政府单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企业的管理和决策往往是影响企业投资收益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其对非投资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我国的很多企业也存在着由于风险管理不当的盲目投资问题，因此，企业也要建立起相应的风险监控制度：在进行投资之前要运用合适的评估方法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迸行评估；在投资经营活动中应制定审慎、理性的规划，综合考虑各种可能的风险因素；当政治风险发生后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的降低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