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的吹俸是导致中国思想保守的根源

我总认为真实的孔子本人是可敬可爱的。著名作家王小波文风泼辣，他发了一回愤，从《四书》到二程、朱子狠读了一通，“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深有同感。

“独尊”儒家之后，中国人越来越保守。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克己复礼”，致力于挽救被时代抛弃的东西，而不是改革创新。他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皇死后三年不能改其政

儒家越来越缺乏进取精神，以致苛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董仲舒曾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可是鸦片战争后，天翻地覆了，儒家仍然不肯支持变革。直到清朝末年，一大群著名儒士还在那里疯狂反对改革开放。如蒙古族理学大师、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坚决反对洋务新政，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另一位汉族理学大师、同治皇帝的老师徐桐，家住北京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附近，称是“与鬼为邻”，每天上班绕道而行，遇洋人用扇子遮面，声援义和团，呼吁对外宣战，并说了些“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混账话。

再如满族礼部侍郎刚毅，虽然有过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平反的善举，却疯狂对外主战，并主张罢黜光绪皇帝，“宁赠友邦，勿与家奴”，那著名卖国论调就是他说的。傅野在他的《国家救赎》一书中描述：那时候，中国官场的灵魂，无视已经日渐开化的世界，还沉浸在昔日帝国的荣光中，尽管儒学已经崩溃，但朝政还被那些迂腐发臭的八股气紧紧裹包着，孔子仍然是不可侵犯的圣人。这个已经死了几千年的人，一言半语，仍然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力。

如果说傅野是“马后炮”，那么再让我们读一段美国记者1876年2月20日写的一段新闻述评：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象力。他们的面容，从未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他们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

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所有创新和改革。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仿佛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他们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

今天读来仍然感到一种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