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上的两次大刀阔斧的改革
荷兰是个西欧小国，才相当于两个半北京，且70%处于海平面之下，经不起潮汐的侵袭，人口迄今只有1000多万。直到1579年，它还只不过是西班牙王国的北方一省。但1588年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后，一鸣惊人。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破天荒“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当时欧洲宗教迫害严重，荷兰却勇于改革开放，崇尚自由贸易，不论信奉什么宗教，都欢迎到荷兰做生意。于是，世界各地的商人都朝荷兰奔去。荷兰迅速成为航海和贸易强国，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贸易据点。这样一种骤然巨变，深深地启发了日本人。是继续学中国求稳，还是学荷兰求变？步入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像以往千百年那样“稳”了，只能求变。这历史性的抉择，日本比中国眼明手快多了，毫不含糊。他们将荷兰文化誉为“兰学”，而将儒学贬为“固陋”，并嘲笑中国是“夜郎国”。
影响更大的是福泽谕吉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其中写道：
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为亚细亚的政教风俗所培育，与我日本虽无大异，但或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中，其遗传教育之旨却有不同。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唯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国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