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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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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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1894年初,朝鲜南部爆发“东学党”起事,口号是“逐灭洋倭”,攻占首府。日本一方面帮助东学党,另一方面又让朝鲜政府请求清廷出兵。清廷有争议,可是刚亲政的光绪认为机不可失,令李鸿章立即率兵入朝。

李鸿章不敢跟着瞎激动,坦率说北洋舰队的装备老化,明确忠告“不可急于一时而落入日本圈套”,提议“避战求和”,先从朝鲜撤军,等实力充足后再打“持久战”。――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的首创者。

主战派却批判李鸿章软弱,急不可耐要打。而血气方刚的光绪,太渴望战功了。他说:“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于是,中日两国于8月1日同时宣战。光绪下令:“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几乎是孤注一掷与日本决战。

日本先行一步派重兵在仁川登陆,抢占汉城。清军才2000余人,进退两难。丰岛海域与牙山两战中,清军都失败了,当时中国《点石斋画报》却报道“中方大胜”。在丰岛海战中,“济远”号清军舰等谎报击沉日本军舰,《上海新闻画报》刊出“倭舰摧沉图”,大肆渲染“丰岛大捷”。

平壤之战,1.5万清军对1万日军,清军将领左宝贵战死,主将叶志超逃跑,全军溃败,也说是大捷。

一些外国托儿也加人大清粉丝队伍,如曾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英国水师提督琅威理在《万国公报》专访中宣称:“中国海军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使打西方大国也绰绰有余。”然而,敌人不会按照你的“爱国”高调打仗,自己军队也无法按照你的“舆论导向”取胜。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阴奉阴违的丑陋,在这场战争中赤裸裸表现出来,如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因为那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防地,威海的李鸿章便见死不救。等到荣城失陷,危及威海,李秉衡也视而不见。从南方调来的援军,又不听李鸿章指挥,让威海孤军作战,岂有不败之理?很快,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灭。

为此,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明确提出:“动员基层群众,虚省强县,分散地方官府权力,建立国家自主货币。”这样颇具现代政府治理眼光的改革提议,胎死腹中。于是,八国联军入侵后,东南各省督抚竟敢私下与列强签约互保,和平共处,“在商言商”,而不支持中央的抗战令。再后,在“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关键时刻,地方反叛越来越公开。这就难怪共和制建立后,仍然军阀混战多年。

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而未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二亿两白银,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学者菊池秀明在《中国的历史》一书中评述:

甲午战争以清朝的惨败告终。这不仅意味着长期以来作为东亚世界秩序的朝贡体制的崩溃,同时也意味着19世纪后半期中国尝试的洋务运动受挫。特别是,败给“同文的小国”日本,人们受到巨大的打击。主战派的一些官员也主张,即使暂时忍受这种耻辱,朝廷也不能等闲视之,应该采取手段。除了自强,别无他法,强烈呼吁有必要以中央政府为中心进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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