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国学大师们上课时的开场白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段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段:“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段话谦虚得很,后一段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与梁启超的开场白有同工异曲之妙。他是著名的《庄子》研究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段话是:“《庄子》,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其自负由此可见一斑。这且不说,他在抗战时期跑防空洞,有一次看见作家沈从文也在跑,很是生气,大声喊道:“我跑防空洞,是为《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跑什么?”轻蔑之意溢于言表。好在沈从文脾气好,不与他一般见识。
不过,平心而论,虽然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差一点得诺贝尔奖,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始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么很谦虚地一说,反倒赢得喝堂彩。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反三隅”才行。
也有人不仅文学成就大,课也讲得精彩,譬如大诗人闻一多。闻一多上课时,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所以,每次他讲课时,课堂教学上都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启功先生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他是个风趣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第一段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官,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