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昭君怨 古诗词昭君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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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怨的诗词昭君怨的诗词是什么
昭君怨的诗词有：《昭君怨·不怨红颜怨命穷》《昭君怨昔人赋昭君词，多写其红悲绿怨，作》。
昭君怨的诗词有：《昭君怨·昭君塞外命重制琵琶，曰浑不似》《昭君怨·昔人赋昭君词》。结构是：昭(左右结构)君(上下结构)怨(上下结构)。拼音是：zhāojūnyuàn。注音是：ㄓㄠㄐㄨㄣㄩㄢ_。
昭君怨的具体解释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您介绍：
一、词语解释【点此查看计划详细内容】
琴曲名。相传为汉·王昭君嫁于匈奴后所作。词牌名。又名《一痕沙》、《宴西园》。
二、引证解释
⒈琴曲名。相传为汉王昭君嫁于匈奴后所作。引《乐府诗集·琴曲歌辞三·昭君怨》郭茂倩题解引《乐府解题》：“昭君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⒉词牌名。又名《一痕沙》、《宴西园》。宋张元干有《昭君怨》词。
三、国语词典
乐曲名。为古琴曲。描述汉代王昭君出塞和番的故事。全曲的曲调性甚强，乐句整齐，节奏规律，有歌舞曲的特征。
四、网络解释
昭君怨（古诗名作）这首五言律诗以琴曲旧题写，属对工整，音韵和谐。“汉地草应绿，胡庭沙正飞。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飞。”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诗人构思精巧，用词准确而贴切。卢照邻一生怀才不遇，屡屡遭受谗言和诽谤甚多。此诗明里哀叹昭君之不幸，实则是对自己郁郁不得志的一生发感慨。
关于昭君怨的诗句
应怜雪里昭君怨昭君怨曲曾抚昭君怨
关于昭君怨的成语
清君侧恶迹昭著恩恩怨怨昭昭在目
关于昭君怨的词语
文昭武穆燕昭市骏燕昭好马昭然在目恶迹昭著清君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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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怨词牌名感情
昭君怨这个词牌名通常表达一种哀怨、悲伤的感情。
昭君怨这个词牌名源于汉朝时期的王昭君，她因为被献给匈奴单于而离开故乡，远赴塞外。因此，这个词牌名通常与离别、思乡、哀怨等情感有关。
在许多古诗词中，昭君怨这个词牌名都被用来表达一种悲伤、痛苦的情感。例如，唐朝诗人白居易的《昭君词》中写到“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中时。”，表达了王昭君对故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的忧虑。
总的来说，昭君怨这个词牌名多与悲伤、哀怨的情感有关，通过对王昭君的描写，表达了人们对离别、思乡等情感的共鸣。
苏轼宋词《昭君怨·送别》原文译文赏析
《昭君怨·送别》
宋代：苏轼
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新月与愁烟，满江天。
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飞絮送行舟，水东流。
【译文】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远处传来悠扬的笛声，不知是哪位吹笛者，将人从好梦中惊醒。推开窗户，只见江天茫茫，天上挂着一弯孤单的明月。
明日分别时，送别的人当站立江边，久久不愿回去。多情的柳絮，像是明白他的心意，追逐行舟，代人送行。而滔滔江水，依旧东流入海。
【注释】
昭君怨：词牌名。又名“宴西园”“一痕沙”。全词四十字，四换韵，两仄两平递转，上下片同。
金山：位于江苏镇江，宋时为长江中岛屿，现已与长江南岸相连。柳子玉：即柳瑾，字子玉，北宋书法家，苏轼的亲戚。
桓伊三弄：桓伊，字叔夏，小字子野。东晋时音乐家，善吹笛，为江南第一。
绿窗：罩有碧纱的窗子，诗词中多指女子居室。
欲去又还不去：欲去还留恋，终于不得不去。
【赏析】
此词上片前二句“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写离别前的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是谁吹起了优美的笛曲，将人从梦中惊醒。从“惊破”一词来看，对梦被惊醒似有怨恨之意。夜听名曲，本是赏心乐事，却引起了怨恨；而一旦梦醒，离愁就随之袭来，可见是个好梦。后二句“新月与愁烟，满江天”描述了这样的情景：推开窗户，不知是要追寻那悠扬的笛声，还是要寻回梦中的欢愉，只见江天茫茫，空荡荡的天上，挂著一弯孤单的新月，凄冷地望著人间。江天之际，迷迷蒙蒙、混混沌沌，那是被愁闷化作的烟雾塞满了。
下片遥想“明日”分别的情景。“欲去又还不去”，道了千万声珍重，但迟迟没有成行。二月春深，将是“落花飞絮”的时节，景象凄迷，那时别情更使人黯然。“飞絮送行舟，水东流。”设想离别的人终于走了，船儿离开江岸渐渐西去。送别的人站立江边，引颈远望，不愿离开，只有那多情的柳絮，像是明白人的心愿，追逐着行舟，代替人送行。而滔滔江水，全不理解人的心情，依旧东流入海。以“流水无情”反衬人之有情，有借“飞絮送行舟”表达人的深厚情意，结束全词，分外含蓄隽永。词所谓明日送行舟，未必即谓作此词的第二日开船，须作稍微宽泛的理解。诗集送柳子玉诗称“先生官罢乘风去”之后，复数有游宴之事，子玉始成行，可参。
通观全词，没有写一句惜别的话，没有强烈激切的抒情。将情感融入景物，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次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如此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使读者受到极强的艺术感染这是本词的艺术魅力所在。在众多的景物之中，又挑出一二件，直接赋予它们生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所有的自然物都生气勃勃，整个艺术画面都活跃起来，这是本词的艺术特色。上片用“愁”写烟，使新月也带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下片用“送”状柳絮，使之与东去的流水对比而生情。而“愁烟”和“飞絮”在形态上又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飘忽不定、迷迷蒙蒙的自然物；它们轻虚空灵，似乎毫无重量，不可捕捉，但又能无限扩散，弥漫整个宇宙，用它们象征人世的漂泊不定，传达出迷蒙怅惘、拂之不去的眷恋之情，那是再妙不过的了。但作者似乎是随手占来，毫不费力，只道眼前所见，显得极其自然。这正是词人的高超之处。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来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全词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扩展阅读：文学成就之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扩展阅读：苏轼轶事之应考趣闻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赏识，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
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脩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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