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诗歌 中印边境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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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游园不值中印的意思

【注释】

1.游园不值 ： 我在游园时没有遇到主人。古时游园，是游私园，和后世的公园不同。这里是说没有进园游赏。

2.应：应该。

3.怜：怜惜，爱惜。

4.屐齿 ：木屐(古代一种木质的鞋，鞋底有横木齿。底的锯齿，可以防滑。)本文指木底鞋踩在地上，留下的印子。

5.苍苔：生长在阴暗潮湿地方的苔藓植物

6.小扣 ： 轻轻地敲门。

7.柴扉 ： 用树枝编成的简陋的门。

【解读】

诗人想去朋友的花园中观赏春色，但是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来开。主人大概不在家。也许是担心游人踏坏了地面的青苔，故意不开门。但是一扇柴门，虽然关住了游人，却关不住满园春色，一只红色的杏花，早已探出墙来。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是任何东西都阻拦不了的。

【今译】

大概是院子的主人爱惜青苔，怕我的木底鞋在上面留下脚印吧，轻轻地敲柴门，好久也没人来开。满园子的春色是关不住的，开得正旺的红杏有一枝枝条伸到墙外来了。

“满园”两句，或实写景致，或暗喻所访之人德行（满园春色）既为己所知见（一枝红杏），久之必为人所知。

正是江南二月，云淡风轻，阳光明媚。诗人乘兴来到一座小小花园的门前，想看看园里的花木。他轻轻敲了几下柴门，没有反响；又敲了几下，还是没人应声。这样敲呀，敲呀，半天也不见有人来开门迎客。怎么回事儿？主人真的不在吗？大概是怕园里的满地表苔被人嗝践踏，所以闭门谢客的。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未免太小气了！ 诗人在花园外面寻思着，徘徊着，很是扫兴。在他无可奈何、正准备离去的当儿，抬头之间，忽见墙上一枝盛开的红杏花探出头来冲着人打招呼呢。诗人快意地想道：啊！满园的春色已经溢出墙外，任你主人把园门闭得再紧，也关它不住！“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诗人从一枝盛开的红杏花，领略到满园热闹的春色，感受到满天绚丽的春光，总算是不虚此行了。但是，后来读者并不以这点儿为满足，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赋予这两句诗以生活的哲理：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脱颖而出，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两名诗也便获得了新的生命，流传不绝。

至于这种发挥是否符合诗人的愿意，那并不重要。因为诗歌欣赏也是一种艺术创造，读者不妨凭着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艺术趣味，扩展诗的意境，丰富诗的含意，或者给诗句涂上比喻象征的色彩。对于这种现象，诗论家说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读者的理解，有时是比作者还要高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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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鉴赏

全诗赏析 头两句“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交代作者访友不遇，园门紧闭，无法观赏园内的春花。但写得很幽默风趣，说大概是园主人爱惜园内的青苔，怕我的屐齿在上面留下践踏的痕迹，所以“柴扉”久扣不开。将主人不在家，故意说成主人有意拒客，这是为了给下面的诗句作铺垫。由于有了“应怜屐齿印苍苔”的设想，才引出后两句更新奇的想象：虽然主人自私地紧闭园门，好像要把春色关在园内独赏，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后两句诗形象鲜明，构思奇特，“春色”和“红杏”都被拟人化，不仅景中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引起读者许多联想，受到哲理的启示：“春色”是关锁不住的，“红杏”必然要“出墙来”宣告春天的来临。同样，一切新生的美好的事物也是封锁不住、禁锢不了的，它必能冲破任何束缚，蓬勃发展。 因游赏受阻而扫兴又得兴，这应该看作是一种精神奇遇。此诗就是记录这种精神奇遇的，它是一首无法成游、却胜于成游的别具一格的记游诗。首句又作“应嫌屐齿印苍苔”，我却嫌这“嫌”字不好，它似乎在表现园主人闭门谢客、远离尘嚣的清高，但清高得有点做作。倒是“怜”字有情致，高齿的木板鞋（屐，音jī）不避苔滑路僻，去探访春天消息，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值得怜惜、同情，尽管它吃了“闭门羹，轻拍木编门扇（柴扉，音fēi）而久久不见打开。“嫌”是从推测园主人感情的角度落笔，“怜”则是从探访春色者的 游兴的角度落笔，后者更贴合“游园不值”、无缘进门的诗题。无缘 进得园门，游赏的愿望受阻，未免有点扫兴。但扫兴之余惊喜地发现奇遇、奇兴，由一枝红杏出墙，想象着墙内满园春色灿烂夺目，这就把“屐齿游园”转化为“精神游园”了。失望后的意外精神补偿，弥足珍贵。春色在这么一“关”一“出”之间，冲破围墙，溢出园外，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关锁不住的生命力度。到底自然界比园主人更能体贴游人的情趣，这就不仅是游人怜屐，而且春色派遣红杏使者也 来怜屐了。从某些语句上看，此诗点化了陆游的《马上作》一诗：“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不过陆游此作未免平展，有点马上观花，不及叶绍翁之作那么精神专注，在深挚的精神体验和心理波折中，迸发出春光难锁、喜从天降的生命力度，以及情趣盎然的精神哲学的启悟了。可见名家之诗不一定都能省心地成为名作，非名家一旦对生命与诗进行精诚开发，也可能出现奇迹。

名句赏析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诗以“游园不值”为题，本是说自己游园的目的没有达到。可是诗人却由此生发感想。他想，这可能是因为主人怕踩坏园中的青苔，怕破坏了园中的美景，因此才不让自己进来的缘故罢。短短两句，写出了诗人的善解人意，也写出了他那一片怜春惜春的情怀！但这首诗更为脍炙人口的还是后两句。柴门虽然不开，满园春色却难以关住，你看一枝红杏探出墙头，不正在向人们炫耀着春天的美丽吗？“关不住”、“出墙来”，简单的几个字，写出的并不仅仅是园中美丽的春色，还写出了春天的勃勃生机，写出了一片春意盎然。尽管主人没有访到，但作者的心灵已经被这动人的早春景色完全占满了！

1.突然，有惊喜之情。

2.包含哲理：某种生机活力不可限制；“见微知著”。

中心思想

《游园不值》这首七言绝句描写了作者游园未遂，红杏出墙的动人情景。表现了春天有压抑不了的生机，流露出作者对春天的喜爱之情。描写出田园风光的幽静安逸、舒适惬意。

这首诗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充满生命的新鲜事物，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发展，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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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绍翁 南宋诗人，字嗣宗，号靖逸，祖籍建安（今福建），本姓李，后于龙泉(今属)叶氏。生卒年不详。他长期隐居钱塘西湖之滨，与葛天民互相酬唱。 叶绍翁是江湖派诗人，他的诗以七言绝句最佳，如《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历其他如《夜书所见》写儿童夜挑促织，景象鲜明，反衬出客中的孤寂；《嘉兴界》写江南水乡景色，饶有风味；《田家咏》写田家的生活片断，平易含蓄，词淡意远。

十月雪的诗句

江南十月小阳春，天高气清，阳光煦暖，葱郁依旧。兼有黄叶翻飞，白云悠悠，亦是别有风情。

读唐朝诗僧清江一首《小雪》诗，思绪无端，忍不住想起驻守边境的战士。

据说中印边境，已经十月飞雪了。而今年将是极寒天气，十月已经飞雪，再下来怕是要大雪封山了，驻守在高原苦寒之地的战士们的艰辛可想而知。

边境十月已飞雪，一片飞来一片寒，唐朝诗人清江一首《小雪》。

《小雪》

（唐）清江（一作可止诗）

落雪临风不厌看，更多还恐失林峦。

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

边境十月已飞雪，一片飞来一片寒，唐朝诗人清江一首《小雪》。

赏析：

清江，浙江绍兴人，大历年间在杭州灵隐山天竺寺出家，曾居越州云门寺，晚年居襄州辨觉寺。工诗，与严维、卢纶等友善，又与清昼（皎然）齐名，时谓之“会稽二清”。

清江说：

风卷小雪，不忍卒看。

更怕雪越下越大，大雪封山。

忧心忡忡的我，独立书窗，

一片雪花，一片寒气。

天寒地冻，对贫苦人家来说都是难关，清江这首诗，细细读来有一股悲天悯地的佛家慈悲，亦有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情怀。

“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清江心忧天下百姓，我心牵挂边境战士，读来颇有共鸣。

边境十月已飞雪，一片飞来一片寒，唐朝诗人清江一首《小雪》。

我们的战士自然都有“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决心和斗志，而我等百姓似乎只能遥寄一份祝福和期盼，惟愿战士们的后勤保障充足，惟愿国家金瓯无缺。

这首诗，另有一说是唐末诗僧可止所写，存疑。

西南边疆诗群

二、公刘与白桦的西南边疆军旅诗歌创作

当志愿军在冰天雪地中冲锋陷阵的时候，西南边疆的亚热带雨林却是欢快明静的，充满了新生的欢笑，弥漫着深谷的幽香。“相比较朝鲜战场的军旅诗群而言，西南边疆的军旅诗群更具有诗学上的意义。那里的诗群生存环境——奇特绚丽的自然景观，神奇深厚的民间文化等等，都是更加良性的，更加诗化的。”[6]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军人面对眼前的祥和静谧，禁不住诗心萌动，以公刘、白桦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青年军人在那里谱写了当代军旅诗歌更加清新的篇章。

50年代前期，公刘带着天真的欣喜与青春的稚气，在西南边疆引吭高歌，应和了新中国的欢欣鼓舞，颂扬人民军队对祖国的忠诚，赞美兄弟民族的翻身解放，抒写了大西南这片土地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人民翻身做主的精神风貌。调子明朗清新，更兼亲切，就像一支叶笛在山涧林畔吹奏着欢快的晨曲。那个时候，年轻的诗人无比兴奋，就如同诗人在一首诗里说唱的那样：“我穿过勐罕平原/整个心灵都被诗句充满/每踩一踩这块土地/就感觉到音乐/感觉到辉煌的太阳/感到生命的呐喊”（《我穿过勐罕平原》），诗人的创作激情如雨后喷泉汹涌勃发。1955年，《人民文学》连续发表了公刘表现建国初期南疆边防战士和边疆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的三个组诗《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和《西盟的早晨》。人们立即被他笔下的奇丽景象和独特风格所震慑。艾青称赞他的诗就像他的诗里所描写的一样，是“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而迎面扑来的“一朵奇异的云”[7]。

公刘的诗构思独特，凝练隽永，饱含哲理。譬如《山间小路》：“一条小路在山间蜿蜒/每天我沿着它爬上山颠/这座山是边防阵地的制高点/而我的刺刀则是真正的山尖。”边疆的奇异风情和瑰丽景象，在公刘的叶笛声中，如氤氲的地气慢慢蒸腾，最终都会汇聚成一朵奇异亮丽的云彩。又如诗人在《和平》中所写，在那边疆三月的夜晚，“忘记了睡眠的青年/正隔着窗棂谈情”，天边偶尔滑过一颗流星，爱管闲事的小狗，也昂首发出吠声……淡淡几笔就绘出了一幅幸福宁静的桃源月夜图，诗人咏叹完这美丽的夜晚后，收笔点题：“和平人人都爱/而理解最深的只有哨兵。”从具体意象到抽象哲思，这在他早期的诗中，成为一种典型的表现战士情思的诗路。“这种从现象描述到思想升华的表达方式不仅成了‘李瑛模式’最初的坯胎，而且对此后的军旅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

在边疆的日子里，诗人时刻感受到各族人民对边防战士的热爱，《第一个傣族士兵》中这样写道：“男女老幼都敬爱他/因为他是第一个傣族士兵”。在姑娘们那儿，这种爱有时候会悄悄地转化为爱情。“有一个傣族姑娘/爱上了边防军士兵/……毛主席的人一般能/叫她挑哪一个/……有时她疯了似的唱歌,/有时她哑了似的沉默/问她究竟为什么/她只是指指心窝……”（《心窝》）。但是这种爱又是隐秘的，是羞怯的，她们所爱的人是毫不知情的。在《自从来了边防军》中，有一位美丽的姑娘热恋着一位年轻的边防军士兵，可对方却毫不知情，痴情的姑娘就想变成一把枪，“跟你，跟你，不离身！”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姑娘们对爱情的渴盼和羞怯，更传达了边疆人民对边防战士的无限热爱之情。诗人在这时期写的爱情诗清新灵秀，素朴自然，读来如饮山泉，纯朴怡人。

在云南期间，除诗集《边地短歌》（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神圣的岗位》（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黎明的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外，公刘还参与创作了叙事长诗《阿诗玛》（云南人民出版社，1954）和《望夫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1953年，公刘与黄铁、杨知勇、刘绮合作整理出了彝族支系撒尼人民口头流传的长篇叙事诗《阿诗玛》。该诗采用浪漫的具有神话色彩的诗性手法讲述了阿诗玛的出生、成长、拒媒、遭劫，阿黑的救妹、对歌、杀虎、射箭，阿诗玛兄妹的胜利返乡，以及阿诗玛最终的遇难变成回声，热情歌颂了撒尼人民的智慧、力量、勤劳、勇敢、善良与美丽。整理本于1954年初在《云南日报》全文发表后，引起广泛好评。长诗《望夫云》在1954年写出初稿，1956年于北京重写，该诗由引子、春闺、惊猎、讨箭、盘歌、私奔、寒衣、沉冤和化云等九部分组成，讲述了一个无名猎人和南诏公主为追求自由的爱情所经受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南诏国王和僧人罗荃这些奴隶主头子的野蛮、残暴和丑恶，表现了白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执着追求和对暗黑势力的奋起反抗，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与《阿诗玛》颇为相近。

1956年，公刘调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任职，诗人手中的南方的叶笛换作了北方的唢呐，南北的差异使得诗人又收获了诗集《在北方》（作家出版社，1957），《夜半车过黄河》、《运杨柳的骆驼》、《上海夜歌》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诗风渐趋成熟稳健，达到了50年代抒情诗歌水平的一个高峰。面对北方扑面的风沙，诗人显然充满了对南方青山绿水的怀念，“入夜，也曾带着一身辛劳梦游南方/那里有过剩的水，过剩的春光/那里有庞大而喧哗的绿的家族/枝叶婆娑，织就一张温软的网……”（《白杨——赠参加西北建设的南方青年》），虽然此诗是为奔赴西北的南方青年所作，但又何尝不是诗人的南游之梦。之后，诗人在“反右”运动中罹难。新时期复出以后，公刘的诗如“久久深潜的地火冒出地面，火山爆发的岩浆滚滚奔流，他写的《上访者及其家族》、《从刑场归来》、《车过山海关》等，或写民间疾苦，或评是非功过，呼天抢地，椎心泣血，回肠荡气，振聋发聩，以诗人的全生命、全意识追问历史，震撼读者的灵魂 。”[9]那朵升自西南边陲的“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的奇异的云，因被坎坷岁月所熬煎挤压，转而喷射出一片炽烈的情感之火。此一时期，《刑场》和《哎，大森林》更是成为公刘复出以后的诗歌代表作。炽热的情感，深刻的思考，坦诚的襟怀、沉郁的色调，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思辨色彩，构成了公刘复出后的风格特色。

白桦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能进行多种文学体裁创作的作家，在创作上几乎尝试过所有的文学形式，在诗歌、小说、电影、戏剧、散文等方面均有不凡造诣。与公刘一样，白桦也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在西南边疆吹着欢快的竹笛登上诗坛的。五十年代，他在西南边疆时期出版了诗集《金沙江的怀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热芭人的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长诗《鹰群》、《孔雀》（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小说集《边疆的声音》、《猎人的姑娘》等。诗人以单纯、明净的热情，通过新美的笔触，将斗争生活与边疆风物融汇一体，如《热芭人的歌》、《小白房》、《春天的嫩茶》、《轻！重！》、《滇池》、《婚约》等风格清新的小诗，生动地描写了云南边疆藏族、彝族、傣族等各族人民以及边防军战士的斗争和生活。对于边疆的人民，诗人是满怀的祝福，祝福他们能在新社会有美好的前途，如《小白房》中的十个姑娘。对于我们的战士，诗人是满怀的骄傲，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是《轻！重！》：“隐入绿色的边境森林，/谁能比边防军士兵更轻/萤火虫飞过去也要闪亮一星星火光/蝴蝶翩翩起舞也要扬起霏细的花粉/我们活跃在深深的林海里/就像是一群无声又无息的黑影/迎着黑色的骤雨狂风/谁能比边防军士兵更重/千年不化的冰川也会在雷电中崩裂/万年凝固的雪山也会在暴风里震动/我们站立在神圣的国境线上/每一个岗哨都是一座不移的山峰！”“士兵”与“萤火虫”，“士兵”与“蝴蝶”，孰重孰轻，不难区分，但在巧妙的对比和兴奋的夸张中，诗人对边防军的赞誉之情洋溢笔端。“轻”与“重”这两极，在我们的战士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鹰群》和《孔雀》是白桦在云南期间收获的两部长诗。《鹰群》描写了滇康边境一支藏族骑兵游击队在革命斗争中的成长过程，结构庞大，情节复杂，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极具传奇色彩，但在叙事与诗歌的关系处理上，作者偏重于叙事，而忽视了诗歌的品性，所以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小说而不是诗歌。《孔雀》应该说是白桦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叙事长诗，这首诗取材于傣族民间最有影响的召·树屯和喃·穆鲁娜的爱情传说，在这首具有深厚的民间底蕴和浓厚的异域风情的长诗中，白桦铺排挥洒的诗风得到了最大的表现，整个作品语言色彩斑斓——绿色的树，金色的湖，白色的浪，甘美的菠萝，美丽的凤凰，以及芭蕉、香瓜、椰子、金鹿、翡翠鸟……充满着森林气息，情景交融，感人至深。他将傣族的说唱艺术和现代的叙事手法相糅合，进一步演绎了这一爱情传说，深情地赞美了傣族人民爱与美的追求和向往。

白桦可以说是“苦难一代”的突出代表，因对艺术的执着追寻和敢于直言而饱受忧患，历尽坎坷。1958年反右运动中，白桦被划为右派，开除军籍、党籍。1964年重返军队，“文革”期间又被流放新疆数年。诗人的境遇就像《白桦文集－自序》里那棵越冬的白桦，“昨天我还在秋风中抛散着黄金的叶片/今天就被寒潮封闭在结冰的土地上了。” 白桦在1977年又重新开始创作，他的后期作品尖锐地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进行批判，引起较大争议。诗人重返诗坛后，主要醉心于十四行抒情诗的创作。饱受生活磨难的诗人面对降临在自己身边的美丽和幸福，依然是心存疑虑，满怀忧伤，他的目光总是穿透现有之存在而直达未有之将来，仿佛诗人有一双通灵之眼，由生看到死，由爱看到伤，似乎一切都是时光的幻影，“当我闻见了桂花的芬芳/才猛地意识到流逝了的光阴/夏天壮丽的合唱还没结束/整个空间竟充满了秋日的悲叹”（《夏秋之间》）。万事万物在诗人的眼中都充满着悲苦和噩梦，猛烈的暴雨是众神的呼号（《在雷雨之中》），皎洁的月亮是痛苦的再生（《月》），诗人在那无望的期待和永远的孤独中，慨叹着美的短暂和生的艰难。

1986年以后，已近花甲之年的诗人，似乎逐渐挣脱那背负的十字架，在诗的王国叩问人生，缅怀古今。诗的境界渐趋开阔明朗，沉郁忧伤之气一扫而光。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1998年为纪念淮海战役五十周年而创作的长诗《雪原落日》（《白桦文集——诗歌散文随笔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诗人从一个战争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那场战争，祭悼一个牺牲的年仅十六岁的年轻号兵，该诗完全超出了以往战争诗篇的具像铺排和浅表歌颂，意象层出不穷，哲思绵延不绝，写得厚实细密而又不乏大气，是一篇难得的战争诗佳构。

白桦诗才横溢，诗情绵密，如春回大地，万卉竞放。但缺点也在于枝叶太过繁复，密不透风，有欠疏朗，易将诗神遮蔽。

三、康藏高原军旅诗群

在西南边疆军旅诗群中，除在云南的公刘、白桦以外，西藏军旅诗群也显得别具一格，他们在解放和建设西藏的同时，也开垦了西藏新文学的处女地。他们诗歌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歌颂康藏公路筑路战士艰辛的劳动和英勇豪迈的乐观主义精神，二是反映西藏农奴的悲惨命运和翻身解放的历史进程。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高平、杨星火、饶介巴桑、周良沛、顾工等人。

高平1949年参军，1951年初随军进藏。西藏和平解放后调回重庆，不久又重返西藏，先后参与修筑康藏公路和当雄机场的工程，他在西藏写了一系列反映西藏生活的诗作，编为《珠穆朗玛》（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拉萨的黎明》（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大雪纷飞》（作家出版社，1958）三本诗集。《珠穆朗玛》主要是进军西藏的生活写真和美好抒情，展现了人民军队战天斗地的壮丽场面和藏胞欢迎欢送的感人情景。“提起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打通雀儿山》一诗就记叙了当时开发西藏的历史事件，歌颂了解放军的英雄气概。该诗最初发表在1952年5月号的《解放军文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继而为多家报刊转发，并被配曲传唱一时，该诗带有明显的战士顺口溜的痕迹，“战士的感情，战士的语言，成了这首歌的灵魂”[10]。短诗集《拉萨的黎明》（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年），是《珠穆朗玛》的续篇，进一步丰富了进藏人民解放军的开拓者形象，也进一步描绘了西藏的日新月异，诗集有4首关于拉萨的诗篇特别引人注目：《拉萨的黎明》、《拉萨街的春天》、《拉萨的一扇窗口》、《关于拉萨》，宛如一组反映拉萨新生活风貌的画展，展示了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后拉萨的欢乐吉祥。《大雪纷飞》（作家出版社，1958）是叙事诗集，收录《紫丁香》、《梅格桑》、《大雪纷飞》三个长篇。《紫丁香》借写怒江西岸的藏族小伙子藏布与怒江东岸的藏族姑娘巴珍的古老的恋爱悲剧来热诚赞颂共产党和解放军。《梅格桑》写的是尼马宗的女民工梅格桑和达瓦宗的男民工索朗多杰冲破狭隘的宗派观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大雪纷飞》是高平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叙事诗，这首诗将在后面的叙事诗章节中论及，此处从略。）诗人的长诗集《西藏三部曲》（包括《古堡》、《冬雷》和《望果》），分别写了解放前的西藏、西藏的解放和解放后的西藏，通过三代藏人的生活与斗争，展示了西藏近五十年的重大变化。

杨星火1951年随军进藏，是最早进藏的著名汉族女诗人， 参加过修筑康藏公路、平叛、改革、边疆生产建设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杨星火诗歌处女作是《叫我们怎么不歌唱》（《雪松》，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该诗发表后很快被高原音乐家罗念一配曲，又被译成藏文，成为当时人们最喜爱的歌。全诗四段，层次分明，步步深化，诗句形象，情景交融。这首诗唱出了西藏人民的心声，歌颂了西藏修公路盖楼房的变化，展现了人们举着美酒载歌载舞的欢乐气象，代表了翻身农奴的心声。《拉萨的姑娘出嫁到远方》，是公路修通引发出来的动人故事，诗人以细腻的笔触和激荡的感情抚今追昔，通过筑路前后西藏人民交通状态的鲜明变化，高唱了一曲新社会人民幸福生活的赞歌：原先，“拉萨的姑娘出嫁到远方/那道路哟山高水长/翻过了三道雪山呃/跨过了三条大江/走了三十三天啊/才走进了新郎的帐房。”如今，“她顺着公路回家乡啊/就像小鸟在天空飞翔/高原的风啊在耳边响啊/一眨眼睛就不见帐房/一会就翻过三座雪山呃/一会就跨过三条大江/太阳还没有落山啊/她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这个新的时代，一切都是变得那么美好，每一个细微的生活细节，都在诗人的笔下流泻出动人的诗篇。姑娘们听到打靶的枪声，也说是“像听到手风琴一样”美妙动听（《打靶之前》））；在拉萨通车的那一天，“老爷爷好像回到了黄金的年华”（《金色的拉萨河谷》）；因为有了拖拉机，马儿也“睁着一双埋怨的眼睛/诉说着满腹牢骚话”（《拉萨的拖拉机手－女拖拉机手和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是解放军战士用自己年轻的生命铺就的幸福光明之路，是川藏线上的“英烈团”铸就了有五颗星的“老西藏精神”（《年轻的雪山》）。杨星火热爱西藏更珍视西藏，几十年间为西藏笔耕不辍，也正是西藏这个第二故乡孕育了她的诗歌生命。

饶介巴桑1951年参军，是和平解放后第一个成名的藏族青年诗人，康藏各地的藏族民歌孕育了饶介巴桑的诗魂，部队、草原、战士和藏族农牧民，是他主要的描绘对象。他善于捕捉形象，摄取细节，并且借助这些形象和细节创造出让人回味的意境。处女作《牧人的幻想》（《爱的花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是饶介巴桑早期诗作中最有代表性、最有民族特色、最有艺术光泽，也是最有社会影响的一篇。他自幼在草原上风里来雨里去，深知牧人的喜怒哀乐，天然地具备与牧人同甘苦共命运的感情，从而长于写牧民的精神世界，特别是牧人的绚丽幻想。解放前，“他对白云的幻想/用去了半生的时间/云儿变成低头饮水的牦牛/云儿变成拥挤成堆的绵羊/云儿变成纵蹄飞奔的白马……天空哟，才是真正的牧场。”解放后，“他对天空不再幻想/他骄傲地骑在马上/对天空傲慢地歌唱/……天空哟，你为什么/没有两样？”诗人通过解放前后贫穷牧民对天空态度的变化，巧妙地表现西藏的巨大变化。饶介巴桑尤擅精短小诗，浓缩纯净、醇香悠长是其诗歌的主要艺术特征，如表现战士放哨的《夜》：“夜在旋转、旋转/好像正和江里的金鱼谈情的水碾/它低声地、低声地絮语/这声音灌满了我的弹仓/催我甜甜入眠/……催眠的声音灌满了我的弹仓/醒着的却是我的子弹。”诗人高平说，“他无疑是一个新型的‘热芭’（昔日民间流浪艺人），同样在弹唱，但他发出的声音却更为浑厚”[11]，音调也由悲苦转为喜悦：“每一组低音在重复/爱你，爱你：西藏/每一根琴弦在回响/我爱，我爱：边疆”（《雪山之歌》）。饶介巴桑“不仅在西南军旅诗群中，而且在整个当代军旅诗群中，都是有代表性的一位少数民族歌手。”[12]

与高平、杨星火、饶介巴桑等完全以西藏作为创作母题不同，顾工、周良沛、梁上泉等诗人则随军征战四方，在西藏呆的时间较短，因而题材也较为宽泛，但在诗歌内容和情感基调上却是与当时的时代同步的，都是时代“大合唱团”中的一员。正如顾工所说：“一个辉煌的胜利，接着一个辉煌的胜利；一个欢腾的节日，接着一个更欢腾的节日……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主题，这就是我们诗歌的主题。”[13]在五十年代，顾工出版了《喜马拉雅山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这是成熟的季节啊》（作家出版社，1957年）、《寄远方》（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军歌·礼炮·长虹》（重庆人民出版社，1958）等八部诗集。顾工作为《解放军报》的记者，到过许多地方，黄河两岸、康藏高原、天山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也留下了他激情洋溢的颂歌。在顾工的许多诗歌中就存在典型的“对比式”时空结构，《我站在铁索桥上》就完全是以“当年”和“现在”来结构全篇，一系列对比的铺排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表现了祖国建设的日新月异让人目不暇接。周良沛在大西南的岁月里也收获有《枫叶集》（作家出版社，1957）和长诗《游悲》、《猎歌》等。《枫叶集》共分三辑，包含了诗人在康藏高原、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行军路途和边疆哨所写的诗。新生的拉萨百废待兴，机器轰鸣，忙乱嘈杂而又生机勃勃，一切就如旭日初升，《红色拉萨》就形象地表现了重获新生后的拉萨城，在一个“特别的太阳”（中国共产党）旋转中,“散发出春天醉人的香”。梁上泉著有《喧腾的高原》、《云南的云》、《开花的国土》等众多诗集，他随着边防军走遍西南边疆，目睹了边疆人民的生活新貌，感受了边防军战士的爱国热情，所以在他的笔下既有边防军的战歌，也有苗家姑娘的欢唱。

在新中国湛蓝的天穹下，他们呼吸着新鲜甘甜的空气的时候，那刚刚散尽的硝烟味和血腥气还会从记忆的深处飘来触动他们的鼻翕。抚今追昔，忆苦思甜，这也是那一时期几乎所有穿越两个时代的人们的共同感受。面对解放前后社会时代和人民命运的巨大变化，这一军旅诗群的诗人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运用了“对比”这种鲜明的艺术手法，在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的纵向比较中来建构他们的诗歌体系，这就赋予了诗歌更为强烈的冲击力度。

在五十年代前期，对少数民族民间抒情诗和叙事诗的搜集、整理、出版，成为一个小的热潮，这实际上也成为当代诗歌创作艺术借鉴的重要构成。西南军旅诗人们也不同程度地受益于当地的民间传说题材或表现手法，这一文学现象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初，此后，西南军旅诗群也逐渐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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