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名句 张之洞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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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名言
张之洞的名言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的传统学问是根本，西方的学问可以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张之洞认为，在学习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同时，不能忘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
在详细解释这个观点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张之洞。张之洞是清朝末年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和教育家，他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非常注重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完全抛弃传统，而应该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优点。
“中学为体”意味着以中国的传统学问作为根基。张之洞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是国家的根本，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国家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学习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
“西学为用”则是指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张之洞认为，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应该积极学习并引进这些先进技术，以促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1、《梁园叹秋》：草木凋苏何足惜， 离宫引客数风光。 风中叶落花飞舞， 几多哀怨谁人讲。 玉镜台前秋水冷， 霜深砌下日光寒。 此生惟有双杯酒， 孤坐空斋夜叹篇。
2、《猪八戒出山》：猪八戒出山来， 十分威风呀！ 路上疯跑马蹄响， 头上红红缨气昂。 马前放开嘴笑跑， 道旁行人见了悄悄逃。 不见明朝衣服样， 但见烟火出人头。
3、《坐上两行泪》：孙吴。”挥剑破虏”事， 鲍丘。”一腔热血”形。 义利终然不能两立， 安危何为不共存？ 汽鸣路引平分奏， 心潮晤欲寄川之滨。 在我半生中居士， 坐上两行泪一寻。 清风夜月宜帆影， 波涛晨钟点石声。 故君重开襟系钩， 心事相劳两不成。
4、《水调歌头》：世事如棋，局局新局面。 人生如雨，不妨把酒寻欢。 动则生风，静则生波，涟如秋水，簇簇而来； 不吟就已泪双垂，何况海枯石烂时。 飘花过柳，一笑当年，若为化蝶，不成无凭； 且把思量慰西风，无效思量徒增惆怅。 无情最是缘木求鱼，总为树高知藻深； 数声琵琶处海棠，他教心似松柏寒。
5、《离宫春雨》：一片楼台初见时，烟雨朦胧照晚晴； 满街桥梁金浸砂，湿怀离愁如旋蓬； 野店阊门倒扫除，芳园燕子不停声； 恩仇更是多愁种，几人计较成年龄。
张之洞简介
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謇庵，号汲古，山东潍坊人，清朝末年的军事将领、官员、文化名人和散文家、诗人、书法家。他曾担任过武备学堂教头、淮军忠王府高级军机大臣、广西提督等职务，是清朝末年最有名的军事将领之一，曾经参加抗日战争和甲午战争。
张之洞不仅是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在文学艺术方面也表现出出色的才华。他的文学领域涉及散文、诗歌、书法等多个领域。他的诗词和散文风格清新自然，充满了抒发内心情感的诗意，具有一定的文化历史背景和时代价值。张之洞的书法工艺也非常出色，和他的文学风格相似，具备流畅清新、纵横有力的特点。
张之洞在洋务派那时说的四字对联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是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仍然犹豫不决。今日看来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激烈争论。要办洋务自然要学习外语、学习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1866年他们又更进一步，上奏要招收“正途”出身的人员学习声光化电、天文算学，以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官员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为反对这一主张，顽固派甚至将当时天气久旱不雨归咎于此，说这是“天象示警”，说明此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广大士大夫对洋务派此举也十分反感，当时出现不少对联对其讥讽，如：“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间也有不少俚语，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人数锐减，而“正途”出身人员更是基本没有，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对现代国家来说，修筑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都十分重要，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看到此点。但反对者甚众，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结果修铁路长期未获得“合法性”。仅一些洋务派大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修成了一些铁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争才算有了一个结论。修建铁路这种明显的有益之事尚且要争论将近二十年，遑论其他。造轮船、架电线、开煤矿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化电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确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做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反而难以施行。由于顽固派总是将技术问题道德化，使自己处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捍卫者”的优势地位，使开明者居于“不道德”的劣势地位，结果，统治者中的开明者只能被动地绕开或躲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只能躲避而无法抛开或“重构”这种意识形态)。但在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本想一意“务实”厌恶“务虚”的洋务派也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日后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这一基础上，以曾、左、李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大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为提倡西学而不遗余力。他们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勿狃于祖宗之成法”的“变通自强”论；提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像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不过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主旨却是针对顽固派的诘难、为引进西学辩护、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其作用与意义，均不能低估。来源：教师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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