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瑀名句 阮瑀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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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瑀诗七哀什么意思

《七哀诗》，很多人作过，包括阮瑀、曹植、王粲等。是一种中国传统诗歌体裁，起自汉末，以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为主要内容。

七哀，李冶《古今注》谓人有七情，今哀戚太盛，喜、怒、乐、哀、恶、欲皆无，唯有一哀，故谓之七哀。七情失其六，唯余一哀，这份哀伤弥漫整体，本来应有七情之别如今同为一哀，十分突显了哀伤之厚重。

《七哀诗》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战争、兵燹，接着便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朝廷的衰败。《七哀诗》的形成、发展，亦即是朝代更替的见证，其作用如同摄像机、麦克风和新闻特写。《七哀诗》既有文学性，又有新闻性，还有文献性，在资讯不发达的古代中国，诗歌往往兼有多种功能，而以《七哀诗》最有代表性。

例子：

王粲·七哀诗

【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注释

1.遘:(gòu)

2.粲:(càn)

评析

作者十七岁那年，董卓把汉献帝挟持到了长安，董卓和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苦难的现实迫使身为贵公子的王粲一再逃难，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确是领略到了战乱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这首诗就是反映作者离开长安时看到的乱离景象，和由此而产生的悲愤心情。[2]诗人在“白骨蔽平原”的凄惨景象中，被一个饥妇弃儿的事件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他摄取了这一场面，着力加以描写，使充满死亡丧乱的社会观实更具体、更真实、更典型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饥妇的声声泣，字字泪，牵动了诗人的愁肠，激发了诗人的壮志。由于登上了汉文帝的陵墓，这位葬身“黄泉之下”的西汉贤君，又使诗人自然联想到《国风·曹风·下泉》诗的作者，一种忧世思治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南登”两句，把诗人留恋故国，不忍离去，而又不得不离去的复杂心情，描绘得非常动人，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赏。

“建安七子”之一阮瑀

阮瑀（约165—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汉魏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人物介绍

阮瑀，字元瑜，东汉末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邺中七子之一。年轻时曾拜蔡邕为师。因得名师指点，文章写得十分精炼，闻名于当时。相传曹操闻听阮瑀有才，为搜罗人才，召他做官，阮瑀不应，后曹操又多次派人召见，匆忙中阮瑀逃进深山，曹操不甘心，命人放火烧山，这才逼出阮瑀，勉强 *** 。由于阮瑀多次辞官不做，曹操在一次大宴宾客时，把他安排在乐队之中，想煞一下他的傲气，不想阮瑀精通音律，即兴抚弦而歌："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一方面歌颂了曹操的事业，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愿为曹操效忠的思想。曹操听完，大为高兴，请他做司空军谋祭酒官。从此以后，曹操军中檄文多出于他和陈琳之手。

建安十六年，阮瑀随军西征关中，曹操请他代笔写一封书信。他骑在马上沉吟片刻，挥毫点就，呈给曹操。曹操提笔想作些修改，竟不能增损半字。

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对诗、赋、散文作出贡献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

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

“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

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籍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

“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

“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作品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

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

“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

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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