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智救人 机智求救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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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相声名家张寿臣经常在新中央戏院以丑角的身份演出小戏。
一次，张寿臣与另一位相声演员周德山搭档演出《打面缸》，张寿臣扮演大老爷，周德山出演四老爷。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台中间摆一张面桌，大老爷藏在桌后，四老爷上场，他上场后先念数板，然后会念一句道白“有请大老爷”，大老爷借这句道白自桌后走出，剧情再往下发展。由于周德山年事已高，在念完数板后，竟将“有请大老爷”这句关键的道白忘掉了。没有这句台词，桌子后面的大老爷就没法走出来了。
观众似乎看出了破绽，台下一阵骚动。周德山见此状况，慌了手脚，不知所措。这时，张寿臣突然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若无其事地唱道：“不等请，大老爷我自己走出来。”张寿臣的机智救场，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没想到接着往下演时，又出问题了。周德山有笑场的老毛病，张寿臣的幽默台词，逗笑了周德山，台上的周德山和台下的观众笑声连成一片，眼见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张寿臣没有慌乱，他镇定自若，一把拉住周德山的袖口，用京白说道：“我说老四啊，这又不是老喜丧，你哈哈什么呀，别忘了，你是贺喜来了。”说完，就硬将周德山拉下了台。这一次，又是张寿臣的机智帮了周德山的大忙。
到了台后，同行们夸赞张寿臣的临场机智，说他艺术功底深厚。周德山抹了抹脸上的汗水，然后朝张寿臣拜了又拜：“老弟，和你搭档，就是让人踏实。”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我和父亲
父亲看着我长大，我守着父亲老去，二者的心情是绝然相反的。
父亲给我童年和少年，我则把青年和中年捡起来送到父亲那里，看他不断地惊诧。
儿童时代，父亲是一座山，吃饱喝足就为了不断向前向上；少年时代，父亲是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我努力学习拼命用功就是为了给他加油；长大了，父亲就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留在白天的背面，房子的后面，春天的反面；如今，父亲更多的是一条路，一直通往故乡的路，就像火车票上那耀眼的箭头。
父亲活在我的前头。他活得比我苦，他活得比我累，他活得比我没出息。他许许多多无穷无尽的普普通通得不能再普普通通的话语、琐屑、汗水以及故事，一边出现一边遗落，遗落了就烂掉了，极少一部分生根发芽了，其中的又一极小部分长到我心上，让我刻骨铭心。
把童年收走的不是父亲。父亲想过收走我的童年，但他無能为力。父亲那时只关心生存。某一年开始，我也关心生存，结果童年就不见了踪影。
母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童年还远没有结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自己未来的大门向父亲打开。由于父亲的殷勤，门里门外洒满了阳光和雨露。
父亲活给我们看的只是他自己，我们活给父亲看的只是我们自己，我们都尊重对方的活法。他的根长出了别样的枝，我们的枝来自他不灭的意念。
父亲永远都无法改变他自己的称谓。我做了他的儿子，没有什么后悔的也不能更改，当然也无须骄傲。千里之外，我念他一回他能知道；万里之遥，他想我一次，我有知觉就行了。
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总是希望自己的父母多活几年。如果父母去世，儿子的某一部分就会死去。父母去世越早，做儿女的剩下的生命就越不完整。至今，我还常常把娇妻错当成母亲看待，就是因为母亲去世太早之故。
从8岁生日那天开始上学，我看不见我自己，是父亲帮我看我自己，所以父亲经常是我的眼睛。难怪，父亲偶尔一闭上眼睛，我就会恐慌。
没有谁会说自己待在这个世界太久了，除非他是父亲。父亲总是担心儿女的孝顺会损耗掉他们相当多的生命能量；儿女则总是想办法擦去父亲年龄上的尘土、风霜和皱纹，尽量保留父亲的最初模样。
父亲的位置在他自己的地盘上。我多次想把父亲接到城里来住，他都是不愿意的，他认为儿子的新家里没有他的位置。不过，老家的老屋里，父亲总是预留着儿女的位置，一到腊月，就干干净净明亮起来。
看到有些人与我的活法不一样时，我就想，假如父亲放弃对我的教养，我会怎样呢？风雨和阳光有资格教育我做人做事吗？假如母亲在我7岁那年没死，我肯定与现在不一样。我活不成别人的儿子，这大概就是父亲的初衷吧。
我长大了，成了很大很大的大人了，父亲给我的似乎已经用完了。我在用更多新的东西，这些甚至是父亲毕生也无法体验的。但是他的那些活动和声音却日益让我不能忘记，就像童年和春天那样泛绿。
父亲的姿势
在省城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喜迁新居那天，父亲来了。他比谁都高兴，上上下下地跑着。有搬家公司呢，我叫他休息休息。他却说买房没帮上忙，做做杂活心里舒坦些。望着满脸是汗的他，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中午吃饭，订了几个包间。开席，来了许多人，坐不下了。父亲一看，说：“我也不喝酒，回家吃吧，家里还有剩饭剩菜。”“这是什么话？你来做客，还没有你一个座位？就是我不坐，你也要上席。”父亲听我这么说，没有再说。
大厅里加了个桌子，人安排下了，我就跑去忙别的事了。等我转回来，却看到父亲端着碗蹲在角落里吃饭。他正弯着腰，低着头，飞快地扒拉着饭，一头芦花扎得人眼睛生痛。大家吃得热火朝天，只有他一个人沉默着，就像一个孤独的行者。
我拉他上桌，他却说桌子坐满了。一抬头，真的，小爹正坐在父亲原来坐的位子上。小爹对着父亲嚷：“你上来嘛，圆桌子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关系？”大家也应和着。父亲憨憨地笑笑：“不了，你们吃，多吃点。”“我搬家，你蹲在地上吃，别人会怎样说？你就听大家一句，上桌。”父亲却瞪了我一眼：“你不知道我习惯蹲着吃饭吗？”我知道父亲脾气倔，他认定的事儿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头。我只好端把椅子让他坐着吃。这次，他没再拒绝。
蹲着吃饭是父亲的一种习惯。在家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端起饭碗，他都喜欢蹲着，就是家里来人，他也不常上桌。蹲着吃饭，没个正形，看着就粗俗，还不利于消化吸收，而父亲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蹲着吃饭自由放松。就是吃饭带响，狼吞虎咽，也没人在意；家长里短，自在随意，不必坐在桌上装腔作势；如果你想晒晒太阳，吹吹风，你就可以蹲在树底下。最重要的是，蹲是一种鹰的姿势。你别看它姿态低，这却是一飞冲天前的等待。”
我不知道父亲的话对不对，但是我却从他蹲的姿势里读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那年，我因为一分之差高考落榜。复读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因为母亲生了场大病，家里已无钱供我读书。怎么办？我哭着闹着，甚至以绝食来逼着父亲去想办法。“能有什么办法？能借的都借了，借不来的也借来了。”母亲流着泪，低声劝我放弃，但是父亲没有说一句话。
8月8日是高三开学的日子，父亲一大早把我喊起来，说要送我上学。“一分钱没有，上什么學？”我对父亲嚷着。他却说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只要安心读书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后来，我才知道，他去找了校长。校长让他回家办一个贫困生减免学费申请表，他为了让村支书给自己盖个章，硬是在村支书家蹲了一个上午。这还是那个硬气、不服输的父亲吗？
那次，弟弟的公司破产，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突然从高空跌落到地面，谁也不知道怎么劝他，一家人坐在屋子里，气氛压抑而沉闷。
父亲蹲在门槛边，眉头紧锁，默默地抽着烟。“天无绝人之路。你不是说重新开家公司只要五十万吗？那就把我这栋房子卖了。”“把房子卖了，你们住哪儿？”“不是还有老房子嘛，我和你妈回家。”父亲说着，站了起来，“你要是知道老子没地方住，就给我争点气，不要整天像只瘟鸡一样，摆副臭脸给人看。”
两三年的打拼之后，弟弟又重新站了起来。
蹲着始终是父亲一贯的姿势，而我们始终跑在他的肩头。今天，我和弟弟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和新居，但他还静静地生活在老房子里。我们说给他在省城买套房子，他却一再说等等，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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