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 迎元旦最好的朗诵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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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 迎元旦最好的朗诵诗歌

漫话元旦诗歌
孔尚任诗写<<甲午元旦>>:“萧蔬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剪烛催乾消夜酒，倾囊分遍买春钱。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兴偏。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南北朝时期诗人徐君倩，除夕与妻子一起守岁，写下了《共内人夜坐守岁》的诗：“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棕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摧。”夫妻二人夜坐守岁，等待晓光的喜悦心情，跃然纸上。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某年除夕之夜，酣醉之余，欣然命笔写下《守岁》诗：“欲知垂尽岁，有似走壑蛇……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诗人把飞逝的时光比作钻洞的长蛇，到了一年的最后一天，如同剩下的蛇尾，想捉也捉不住了。诗人如此强烈的感叹时光飞逝，人生短暂，今日读来仍能醒世警人。但诗人并未因此而放弃努力，仍勉励自己“努力尽今夕”，表现了诗人只争朝夕的精神。{文章来自：贺词1860 www.hc18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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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时间意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忘记了

太多了,建议你看这么一本书,上面会有详细的说明.袁行霈 莫砺锋<中国文学史>(2) 高等教育出版社

在汉代文人文学中一向并不显得重要的诗歌创作，到了东汉中后期，由于乐府民歌的长期影响与时代、生活的需要，开始出现初步兴盛的局面。尤其是五言诗，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虽然这个时期的文人诗歌依然不足以取代辞赋的主流地位，但至少已经显示了这样的趋势，因而为魏晋南北朝以五言诗型为主体的文人诗歌的高度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东汉中后期文人诗歌的内容，同这一时期的散文、辞赋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即一方面具有批判精神和反传统精神，一方面注重抒情表现，而歌功颂德之风亦已消歇。当然，作为诗歌，前一方面的内容不那么普遍，但仍有一些——特别是东汉后期的——作品，表现得十分强烈。如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诗》，通过鸱与凤的比较，指斥无耻之徒，歌颂正直之士；赵壹《刺世疾邪赋》所附的两首五言诗，同赋作一样激烈地批判社会的昏乱和不公平，感叹贫士虽贤而无所用的命运；而仲长统的《显志诗》，更公然宣称：“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寄愁天上，埋怨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充满了反叛和异端精神。

在抒情表现方面，东汉中后期的文人诗广泛地歌咏了夫妇或恋人相思离别之情、朋友之情、游子思乡之情，尤其是对于生命短促的感伤和紧紧抓住这短暂人生的欲望，既反映出时代的生活气氛，也开拓了中国古典诗的题材。特别是人生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中心主题。

在本节中，我们将主要介绍五言诗的情况，但在此之前首先需要对七言诗的情况作必要的交代。作为东汉中期最杰出的诗人，张衡写作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存第一首独立的完整的七言诗——《四愁诗》。虽然我们不能说在此以前已失传的作品中绝没有这样的诗篇，而且《四愁诗》的个别句子尚有脱胎于楚歌的痕迹，但它在七言诗型发展史上的意义，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四愁诗》的第一节：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全诗共四节，以下三节是歌辞略作变化的重奏（如首句“我所思兮在太山”改为“在桂林”、“在汉阳”、“在雁门”），具有浓厚的民歌风格，显然受到《诗经》中民间歌谣叠章手法的影响。诗中主人公向四面八方寻找自己之所爱，却一再遭受挫折，因而心怀忧愁，表现出对美好爱情的深沉思慕，写得婉转动人。这也是七言诗型第一次被用来写情爱题材，七言句式语调曼婉悠长的优越性，在这首诗中得到了表现。《文选》载此诗，前有后人所加的小序，谓此诗乃因作者郁郁不得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恐系迂儒之见，未必合于张衡的本意；即使张衡确有此意，他能写出如此真切热烈的恋歌，无疑也是有着生活体验和审美趣味的背景的。

在马融的《长笛赋》之末，也系有一首七言诗。虽然这不是独立的作品，质量也不高，但它已完全消除了楚歌的痕迹，在七言诗史的初期，仍是值得重视的：

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符便易持。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来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

另外，李尤残存的《九由歌》也是一首七言诗，其断句云：“年岁晚暮日已斜，安得壮士翻日车。”上述几首诗都是东汉中期的作品，东汉后期在七言诗方面无甚表现。这说明，七言诗虽然又有明显进步，但步调仍然缓慢。

在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中，张衡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同声歌》，是班固之后的又一首完整保存至今的文人五言诗，而且较之班固，语言技巧更为成熟：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

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

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

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这是一首以新婚女子口吻表现情爱题材的五言诗，但又和班婕妤的《团扇诗》不同：女子不再用团扇之类象征物自比，而是直接露面，内容也不是表现宫怨，而是大胆地述说新婚生活的快乐。这可以说是第一首正面反映男女欢爱之情的五言诗。其中“思为苑蒻席”以下四句，想象奇特，为人们所喜爱。诗中男尊女卑的意识很强，但《乐府解题》认为这诗是“喻臣子之事君也”，乃是迂阔之见。与此诗内容相类的描写，又见于张衡的《七辩》，可见描写这种生活情景，在张衡来说并非觉得有什么忌讳，必须套上一个大题目。其实，张衡的诗所存虽不多，喜描写男女情爱的特色却很明显。除以上举出的七言、五言诗各一首外，四言诗如《思玄赋》所附一首，是写怀春女子对恋人的埋怨；仅存片断的《秋兰》诗，是写作者对“美人”的思慕，都有语言清新典丽、抒情委婉动人之长。就是在传统的楚歌里，如《舞赋》和《定情斌》所附的歌，也有这样的特点。总之，张衡在各种诗歌中都引入了男女情爱的内容，引起了汉代文人诗风的重大改变，并由此而促进了五、七言诗的成熟，这两方面对汉代文人诗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汉代乐府诗中，保存有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都是五言诗体。二位作者的生平均不详，一般认为是东汉中期或后期的文人。另外蔡邕也作有《饮马长城窟行》（此诗或作“古辞”）。汉代乐府诗除“郊庙歌辞”之类，留有作者姓名的很少，魏晋以后则变得普遍了。这正说明乐府诗的创作也开始受到文人重视，文人开始乐于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三诗如下：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

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

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裙。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羽林郎》）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

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

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扬。“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

“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

“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

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董娇娆》）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饮马长城窟行》）

《羽林郎》可以看出在故事结构、对话、夸张风格等诸方面都模拟了乐府民歌《陌上桑》。《董娇娆》假借桃李花与采桑女子的对话，对自然的无穷循环和人生的短暂不再的对比发生感叹，其借助对话展开内容的写作手法及语言风格都是民歌式的，但诗中的内涵、情感，却同《古诗十九首》一样，具有文人的特色。《饮马长城窟行》则又是一种情况：诗中写一位妻子对远方丈夫的思念和接到丈夫书信的情形，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表现得朴实而动人，这同乐府民歌十分相近；语言方面，粗看好像也是朴素的民歌风格，细读才觉得其实是颇为讲究而精致的。特别是前八句，修辞的运用非常巧妙，给人以缠绵不尽之感。这八句两句一转韵，在诗歌中亦属创格，增强了艺术效果。总之，通过以上三首文人创作的乐府诗，可以大略看出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和文人在民歌基础上的改造与提高。蔡邕另外还有一首《翠鸟诗》，以翠鸟为象征，表达自己遭受迫害后得到友人庇护的感激之情，也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名作。

东汉后期秦嘉夫妇之间相互赠答的诗篇，也是值得注意的作品。夫妇以诗相赠，并有意识地使其在社会中流传（否则不会保存下来），这种现象及这种作品，都是过去所未有过的。下面是秦嘉三首五言体《赠妇诗》的第一首。据自序说：“嘉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瘳还家，不获面辞，赠诗云尔。”

可见这是别妻之作：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

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

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

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

诗中用明白通俗的家常语言，将夫妇之情娓娓道来，令人感动。这种日常性内容和通俗化表现，显然也是汉代诗歌中新鲜的东西。这表明诗歌的抒情内涵的扩大。

其妻徐淑的答夫诗颇为特别。它虽然每句都是整齐的五言，却又在每句中嵌一“兮”字，实为骚体与通行五言体的混合。其风格也具有通俗易晓和真挚流畅的特征。

除了上述知道作者姓名的作品，汉代还产生了不少不知名文人的五言诗，其中最著名的是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这一组诗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同时标志了汉代文人五言诗发展的新阶段。

《古诗十九首》究竟产生于何时，由何人所作，有过种种不同说法。《文选》对这些诗不标作者，而差不多同时由徐陵编成的《玉台新咏》则将其中八首列为枚乘之作；另外，稍早一些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又提到其中一首被人们认为是傅毅之作。但也有人认为，这些诗大都是曹植、王粲等人所作。这些说法都无法加以确切的证明。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与作者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不过，目前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认为这批古诗并非一人之作，其产生年代大致在东汉中后期。除了《古诗十九首》，《文选》和《玉台新咏》中还保存了另外的若干首无名氏“古诗”，内容和风格都与《古诗十九首》接近；再有《文选》中题为李陵、苏武的七首五言诗，前人早已推定为伪托，其内容、风格同样接近于《古诗十九首》，这些诗一般也认为是东汉中后期无名氏文人的作品。连同《古诗十九首》在内，这种“古诗”共三十多首。

这一种“古诗”的性质，有些特别之处。就诗歌的语言技巧、诗中反映的思想情调、生活状况来看，其作者当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文化素养，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文人诗。但另一方面，这些诗之所以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恐怕并非是由于姓名失传的缘故，而是在写作或流传之初，就没有重视这一点。诗中的内容，也并不是纯粹的个人生活体验、生活情感，而是表现着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共同的心理。而且，所谓“古诗”与“乐府”，又很难明确区分。在六朝至唐宋的记载中，两者的篇目多重复，如古诗《生年不满百》，又作乐府《西门行》；古诗中的词句，更有许多也重复出现在乐府诗中。可以相信，不少（甚至可能是全部）“古诗”，原来是配乐演唱的。因此，“古诗”同时具有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修改以适应社会普遍需要的集体创作的特点。从这一点来说，又和广义的“民歌”相同。中国古代诗歌，在先秦两汉是以民歌为主，到魏晋以后则以诗人的个人创作为主，“古诗”恰好是两者之间的过渡。

在东汉中后期那个统治思想崩溃、社会动荡不宁的时代，一向以皓首穷经、报效君国为人生目标，以节操伦常为最高价值标准的文士们，失去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往日以为崇高的显露出荒谬和虚伪，往日以为牢固的亦已摇摇欲坠，人生的价值，人生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痛苦和困惑。从汉初以来即被反复咏唱着的对于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这时在他们心中显得更为强烈，成了“古诗”的中心主题。从这个主题出发，以悲哀的基调，“古诗”展开了闺怨、友情、相思、怀乡、游宦、行役、劝慰、愿望……等各种内容。

生命短促、人生无常，这个主题直接在“古诗”中以强烈的感觉反复出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诗人们更将自身生命的短暂存在与自然中永久的存在相对比，或感慨于那长年“青青”的“陵上柏”和始终“磊磊”的“涧中石”，或感慨于那永远不会变化的“金石”，从而更加深了自己的感伤和悲哀。在诗人们的眼中，时间成了带走生命与人生的最可怕的东西，因而节序物候的变迁就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应：“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在各种景色中，累累坟墓和萧萧白杨，无疑最容易引起对死亡的恐惧，因而频频出现在“古诗”中：“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已疏》）；“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驱车上东门》）。在死亡阴影的胁迫下，诗人们急切地为这短暂而痛苦的人生寻求慰藉与解脱之道。其一便是“及时行乐”。“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而“及时行乐”的内容，则既包括美衣美食之类的物质享受，诸如“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青青陵上柏》）、“不如饮美酒，被服绔与素”（《驱车上东门》）所说的那样，也包括及时满足对于荣誉地位的渴望：“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盛衰各有时，立身若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他们高唱要“荡涤放情去”，责问“何为自结束”？似乎满足了这些欲求，便能稍稍忘怀对死亡的恐惧。“古诗”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一点，是表现离人相思的作品特别的多，包括夫妇之间、恋人之间、朋友之间的相思，以及游子对于故乡的怀念，这一类作品几乎占了《古诗十九首》的一半以上，而七首所谓“苏李诗”也完全是这样的作品。离人相思的主题，自然很早就出现在古代诗歌中，但从来没有像“古诗”中表现得那么集中与频繁。而且，这些诗中抒发的离人相思之情，也是同感叹人生短促、生命无常的中心主题联系在一起的，是把爱情、友情等等作为短暂而可悲的人生中值得珍惜的东西提出的。如《冉冉孤生竹》说：“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这就是用一个女子的口吻表示：如果恋人不及时归来，有限的美好青春将会如蕙兰花一样枯萎。

《青青园中柳》中，那位出身“倡家”的妻子由于丈夫远出不返，不愿让自己的青春在无望的等待中白白耗尽，甚至发出了“空床难独守”的痛苦呼喊。有些诗尽管没有把两者的关系明白提出，但在相思的忧伤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对生命的惋惜。总而言之，“生离”和“死别”，在“古诗”诗人的心灵深处，原是相互沟通的。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历来受到极高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曾说“古诗”是“五言之冠冕”，钟嵘《诗品》更称其为“一字千金”。他们都高度肯定了“古诗”的艺术成就。

“古诗”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感情的真切动人。尽管诗歌所表达的对于人生的看法颇有些颓丧，但那种对人生的迷惘与痛苦的感受，那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与个体意识，那种要紧紧抓住人生的欲望，却是当时社会的真实产物。诗人们毫无矫饰地、有时是非常大胆地表现着内心世界，使作品产生了很强的感染力。而且，“古诗”所涉及的人生问题，是后代文人仍旧要遇到的问题，这就更容易使他们产生共鸣。

“古诗”是建立在民歌基础上的、具有一般“民歌”特点的文人创作。它的语言，既自然朴素，又高度洗练而富于概括力，如《庭中有奇树》一首：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

诗人选择一位妇女欲折花寄远的细节来表达离人相思之情，无一奇僻之思、惊险之句，只是平平道来。但是，通过女主人公折花以后发觉无法寄给远方之人，在树下久久伫立，以至花香染满衣衫的形象，充分地表达了“但感别经时”的一往深情，确可谓“语短情长”。

“古诗”特别擅长借助写景来衬托和抒发感情。像“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都是异常生动而充满情感的句子。再如《迢迢牵牛星》一首：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纾。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是借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写人间的男女离别之情。全篇只是写景，而愁绪一片，流溢其中。尤其结束二句，真是委婉缠绵，情景难分。

作为汉代五言诗的代表性作品，“古诗”在形式、题材、语言风格、表现技巧等诸多方面，都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魏晋时代曹丕、曹植、陆机等重要诗人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模拟“古诗”的痕迹；在以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也仍然不断有人从“古诗”中汲取营养，乃至有人称“古诗”为“风余”和“诗母”（明陆时雍《古诗镜》总论）。

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古诗”可以说占有关键性的地位

论述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成就

南朝主要包括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因为偏安于南方,并且皆以建康为都,与北朝相对而得名.这个朝代因为君王沉迷于享乐,所以军事,政治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但是在文学上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刘宋起,统治阶级由于无心政事,所以在诗歌中表现出来为国家观念淡薄,文字比较华美,但是刘宋朝代因为上承魏晋,其诗歌有过渡性的特点,真正能够代表南朝诗歌的特点的诗歌是齐梁陈诗歌的特点,是所谓的"绮错婉媚."因此诗歌具有文辞华美,内容空洞的特点,诗歌主要表现个人生活,很少触及社会现实,但是南朝文学"协偕钟律,符靡宫商.",在诗歌的声律上有很高的成就,并且已经形成了诗歌的较为系统的声律理论,并且在诗论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代表作有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由于声律理论的影响又导致了永明体诗歌的出现,代表人上面提过,在此不多说了.沈约创立了声律论.其中谢眺对南朝乐府有一番用心的研究,这类诗歌清新自然,很是与众不同.已经构成了讲究声韵对偶等诗歌必然具有的因素,在整个诗歌史上,南朝诗歌对后来的唐诗也有很深的影响.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诗歌不再只是一种没有独立地位的文学体裁,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确立了其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地位,也就是别人说的"诗歌的自觉."

形成了诗歌的较为系统的声律理论！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级:隋及唐前期是总结、评价前代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和要求建立新文风的阶段；唐中期是文学批评的全盛阶段，表现了自己的时代特色并取得了建设性成就；晚唐五代是其余波，出现了探索文学的形象特征及创作的形象思维的趋势。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历史环境及其特色 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不好文"(《隋书》)，厌恶南朝以来长期形成的华靡文风，曾于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付所司治罪"。治书侍御史李谔对此表示支持，上书激烈攻击魏晋以至齐梁注重辞藻、华而不实的风气，要求文章写作应有关政教（《隋书·李谔传》）。在野的学者王通 (584?～618)也竭力主张文章必须阐明三纲五常,关系国家的存亡得失,而把声律辞采贬为末流。这些主张都是为巩固统一国家的封建秩序服务的。

唐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学术文化也日趋发达。当时帝王大都爱好诗歌,科举以诗赋取士,诗文风气一般仍较华艳。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出现了一些研究诗歌格律的著作；同时也有不少政治家、史学家在探讨前代兴亡治乱的经验时，注意到文风问题。房玄龄等修《晋书》，李百药修《北齐书》，令狐德□修《周书》,姚思廉修《梁书》、《陈书》,魏徵等修《隋书》，李延寿修《南史》、《北史》，都在文苑传或文学传中表述了他们的文学主张。刘知几在《史通》中，也提出了他对文学的看法。他们大都不满南朝特别是齐梁的浮艳文风，希望创造新时代文质兼备的文学，加强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接着，王勃、杨炯等提出了文学革新的要求，陈子昂更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盛唐时，政治从清明变得腐败。天宝间，李白、萧颖士、李华等继承陈子昂的革新传统，分别在诗文创作上提出复古以谋革新的主张,成为中唐文学革新运动的先驱。 8世纪中叶,发生了安史之乱，对社会民生造成很大的破坏，唐帝国从此进入衰弱时期。中唐时，经济虽逐渐恢复，政治上又出现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党争剧烈的局面，统治者的纷争和残酷剥削，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新乐府诗歌创作和强烈要求反映民生疾苦的进步诗论，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杜甫、白居易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适应时代的要求，由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晚唐五代，政治更加黑暗，而商业城市却得到繁荣发展,文风又趋于华靡浮艳,这在文学理论上也有所反映。作于后晋时的《旧唐书·文苑传序》，就表现了祟尚骈偶声律的倾向。唐末司空图《诗品》在诗歌风格的探讨方面作出了贡献。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诗歌批评的繁荣和诗论、文论的分头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逐渐向诗赋骈散文分体评论发展，齐梁间开始出现象钟嵘《诗品》那样专门评诗的著作。到唐代，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繁荣，文学理论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的诗歌评论，有单篇论说，有专著，有诗歌选集中所附的评语，还有以诗论诗的作品（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活跃景象。而唐代古文家在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时，则常常着重或专门谈散文问题。这种诗文批评明显分工的现象，反映了文学批评的深化与发展，并影响到以后宋、元、明、清各代。

这时期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在"复古"的旗帜下,进行诗、文的革新。南北朝的骈俪文学,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形式，但也酿成片面追求华丽辞采、文风轻艳萎靡的倾向,余波延及初唐。这一现象,引起唐代许多进步作家的不满。他们有意识地提倡《诗经》、《楚辞》和汉魏诗歌的传统，用以反对浮艳的齐梁诗体；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传统，用以反对东汉以后日趋浮靡的骈俪文风。实际上，他们是在"复古"的名义下，要求建立新的健康的诗文风格。这成了唐代诗文创作和批评的主要潮流。几乎所有杰出的诗文作家，都曾投身于这个诗文革新潮流，或与之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不但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还写下不少富有价值的诗文评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作家兼批评家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在唐代表现得尤为显著，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都是突出的代表。

隋唐五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形式有诗、文、词和传奇。在文学批评领域获得充分反映的是诗和文，传奇和词在当时地位不高，文人多视为游戏之作，理论上也很少涉及。词是晚唐五代新兴的文学形式，后蜀欧阳炯为赵祟祚编辑《花间集》作序，说明该集所录主要是供歌筵舞席、花间月下饮酒佐欢之用，代表当时文人对词的看法。至于唐代传奇，尽管创作成果丰硕，却没有留下一篇专论。某些传奇作者常在作品的开头或结尾处简要介绍自己的创作意图和过程，如沈既济的《任氏传》、李公佐的《谢小娥传》曾提到传奇的褒贬、教育作用。韩愈作《毛颖传》接近小说体，柳宗元称道为"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而裴度《寄李翱》则认为是"以文为戏"，不足为训。这也反映了他们对小说文体的不同态度。

注意诗歌"兴寄""风骨"与"讽谕"作用的理论南朝齐梁诗体的浮艳作风，笼罩着隋及初唐诗坛，当时近体诗的格式正逐步趋向完成，在理论批评方面，产生了不少专门探讨声律和对偶方法的著作。唐初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元兢的《诗髓脑》，稍后李峤的《评诗格》和崔融的《唐朝新定诗体（一作"格"）》等书虽多佚失，据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及他书保存的片段论述看，大都继续发展南朝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之说，对近体诗的形成有所贡献,但所论局限于形式,并往往流于琐碎。于是，王勃、杨炯则都对当时"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风气表示不满，从而"思革其弊"(杨炯《王勃集序》)。到陈子昂,更明确有力地提出改革的主张。他推祟"风雅"和汉魏古诗,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之作,主张诗歌要有"兴寄"与"风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即要有社会内容和明朗刚健的风格。这就为唐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李白继陈子昂之后，大力推祟《诗经》、屈原辞赋和"建安风骨"，提倡清新自然的诗风，反对雕饰造作的陋习，并以创作实践了自己的主张。这些理论，反映了唐代前期进步诗人对齐梁余风的不满和对开创新诗风的要求。

到了唐代中期,由于社会矛盾的急剧变化,注意反映现实的诗歌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杜甫赞美陈子昂的《感遇诗》上继风骚，又称道元结的《舂陵行》等合乎"比兴体制"，表明了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要求。杜甫也很重视诗歌的艺术技巧,主张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提倡多方面地向前代(包括六朝与初唐)诗人学习，体现出诗歌集大成者的风度。与杜甫同时的元结，强调诗歌的教化规讽作用,要求诗歌积极影响政治和现实生活,反对内容空洞而"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之作，在理论上与杜甫相呼应。

中唐后期，出现了白居易、元稹的进步诗论。白居易理论的核心,是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诗歌创作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赞赏古代的采诗制度，希望诗歌能有助于考察国事民生，促进政治改革；他大力提倡讽谕诗，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要求文学创作和社会政治发生密切联系;强调诗歌应该"唯歌生民病"（《寄唐生》），反映广大人民的疾苦，语言形式应该"质而径"、"直而切"（《新乐府序》），便于读者接受。这些主张，不但发扬了古代儒家"兴、观、群、怨"的诗论传统，而且反映了中唐时期富有现实内容的诗歌创作的充分发展与成熟。白居易以《诗经》的六义为标准衡量历代诗歌，批判梁陈艳体，倡导讽谕诗，实际上是以"复古"为号召进行诗歌革新。元稹也在他的《乐府古题序》、《叙诗寄乐天书》中，阐明了当时讽谕诗产生的社会背景，指出新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旁"的创作特色，肯定了杜甫的开创功绩。但他们对"嘲风月、弄花草"之作采取一概鄙弃的态度,甚至对李白诗歌的浪漫风格也认识不足,又未免偏狭。当时韩愈并尊李杜，他在《调张籍》中批评一些李杜优劣论者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或谓是为元稹《唐故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之扬杜抑李而发的。

晚唐五代时，产生了一批专门探讨诗歌作法的著作，留存的有王□《炙毂子诗格》、李洪宣《缘情手鉴诗格》、齐己《风骚旨格》、虚中《流类手鉴》、徐衍《风骚要式》、徐寅《雅道机要》、王玄《诗中旨格》、王梦简《诗要格律》、桂林淳大师《诗评》、文□《诗格》、保进《处囊诀》等，内容大都肤浅琐碎，缺少理论价值。杜牧在他的《献诗启》中自称"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古不今，处于中间"，表现了不同流俗的态度。他的《李贺集序》高度赞美了李贺诗歌意境辞采的瑰奇，认为它是《离骚》的"苗裔"，但也指出了它在"理"（思想内容）的方面的不足，反映了他对诗歌现实内容的注意。另外，他还对元白的长篇艳体律诗表示不满。李商隐《献侍郎巨鹿公启》评论唐代诗歌说："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表达了他要求兼通众制，不拘一格的观点。皮日休则继承白居易的诗论传统，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吴融也赞美李白和白居易歌行的讽谕内容，反对李贺等人的歌行专门叙写"洞房峨眉，神仙诡怪"（《禅月集序》）。还有张为的《诗人主客图》，虽无甚理论价值，但首推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不仅得到吴融的赞许，也常为后人所称引。

注重探讨诗歌艺术境界的理论 唐代还有一些作家、批评家，比较注重对诗歌艺术境界的探讨。相传为王昌龄所作的《诗格》，首先探索了诗歌创作的"物境"、"情境"、"意境"诸问题。其所谓"物"，主要是指山水自然景物。殷□编选《河岳英灵集》，即强调"风骨",又突出"兴象"。他批评齐梁诗风"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赞赏陶翰"诗笔双美"，"实谓兼之","即多兴象,复备风骨"；褒扬常建、刘□虚、孟浩然诸人的诗作，都标举"兴"或"兴象"。所谓"兴象"，即注重情景交融的境界和兴味，多指田园山水诗歌于幽静环境中所表现的高尚志趣和清雅情致。其评语亦对盛唐田园山水诗派作家及其作品特色多所肯定和赞扬。

中唐时期，出现了释皎然的《诗式》。皎然论诗侧重于艺术表现，认为诗歌语言应通过人工锻炼来达到自然,同时又重视表现的含蓄,标举"高"、"逸"、"意中之静"与"意中之远"等等。对谢灵运大加赞美，而对陈子昂的否定六朝文学则表示不满。高仲武编选《中兴间气集》，强调诗歌的清雅婉丽，赞美以钱起、郎士元为首的大历诗人，表现了和皎然大致相同的倾向。

晚唐司空图是这派诗论的代表，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与极浦书》、《与王驾评诗书》等文章中，要求诗歌所表现的境界应做到"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具有"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即韵味深长,使人体会不尽。他把淡远的韵味和含蓄的风格强调为诗歌首要的艺术特征，认为王维、韦应物的诗"澄澹精致"、"趣味澄□"，最符合他的标准；而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则被他斥为"力□而气孱"。这样，就把田园山水诗派推到最高地位。同时，继皎然《诗式》详分诗的风格类别之后，司空图更进一步把诗的风格、意境分为二十四品，并在他的代表作《二十四诗品》中，对每一品都作了细致而形象的描绘。这对诗歌风格的分类研究是有贡献的，其中也流露了他偏重淡远与含蓄的倾向。

作为唐代田园山水诗派的创作在理论上的反映，这一派诗论家对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注重探索艺术形象的特征，某些说法还接触到形象思维的特征；但相对地忽视诗歌的社会现实内容。所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文运动的理论 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是环绕对"文"、"道"等问题的探讨而展开的。早在北周时，苏绰就已主张政府文告应依经典为式；隋代李谔、王通和唐初诸史家论文,也都反对六朝浮靡文风,表现出对文章的道德教化作用的重视；尤其刘知几的《史通》，论史书语言，提倡质朴简要，主张向《左传》、《史记》学习，对后来的古文运动都有一定的影响。

唐玄宗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进一步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提出了"文"、"道"或"文"、"教"合一的主张。他们不满于屈原、宋玉以来"丽而淫"的辞赋和魏晋以后的骈俪诗文，力图纠正六朝至唐代诗赋骈文形式靡丽之风，提倡恢复先秦两汉经史学术文章言之有物的传统，成为古文运动理论的开创者。但他们所强调的"道"和"教化"，大都局限于封建正统的儒家教条；同时又矫枉过正，往往片面强调质朴，忽视文采，甚至对屈、宋的作品也一概否定，则又反映了他们对文学的艺术特点认识不足。

古文运动的理论，到韩愈、柳宗元而集大成。韩愈大力提倡古文，既重思想内容，也重艺术形式。他宣称写作古文是为了表现古圣人之道，在这点上跟他的前驱者相似，存在着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但他反对佛、道二教，在当时又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学习古文的途径和方法方面,韩愈提倡养气,注意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之文,不仅学习经史,还要学习《楚辞》、《庄子》、汉赋的辞采，重视语言的独创性。这种多方面继承与创造的意见，是唐代古文运动发展到成熟时期的经验总结。此外,韩愈在诗文创作方面,还提出过"不平则鸣"之说（《送孟东野序》），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封建社会里许多优秀作品产生的原因。柳宗元也强调文章应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他所谓的"道"范围比较广泛，要求"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反映现实政治内容和关切人民利益，具有唯物因素与进步意义。他也重视艺术形式，同时坚决反对那些文采美丽而内容荒谬的作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强调要有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文章，包括从经、史、诸子以及《离骚》等文学作品中广泛吸取营养，等等。这些方面的议论大体上与韩愈一致，对古文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此外，柳宗元的《杨评事文集后序》还大致区分了学术论著、实用文字与文学创作的不同来源与作用，指出了它们各自在表现形式上的特征，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古文运动前驱者那种轻视文学艺术特性的倾向。

韩愈的弟子很多，影响很大。李翱和皇甫□是韩愈的两大弟子。李翱论文，提出创意贵深远，造言贵独创，发展了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皇甫□则强调韩愈尚奇好怪的一面，并赞赏司马相如、扬雄的深奥语言，大力提倡新奇怪异的文风。这种主张到唐末孙樵，更走向极端,将古文写作引上了险怪艰涩的道路。与此同时,皮日休、黄滔推重韩愈的古文，能注意文章的思想内容与质朴风格，但对艺术性的一面则又重视不够。

晚唐时期在散文理论方面有所突破的是杜牧和李商隐。杜牧《答庄充书》说："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突破了韩愈等提倡的儒道传统，以"意"代"道"，使文章内容更切合实际，可以更好地发挥作者的见解；同时,在肯定思想内容的前提下,也表现出对辞采的重视。李商隐早年亦习古文，但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传统说法很反感，他认为"道"并不是周公、孔子所"独能"，因而主张"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上崔华州书》)。这显然是对古文家道统与文统观念的否定，带有异端色采。他虽然强调了文章的独创性与现实性，自己却并未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转向写作以藻饰为能事的骈体四六应酬文字，结果助长了晚唐五代以至宋初的骈俪文风。

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在反对重形式轻内容的文风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少论者划不清文学作品与学术文章的界线，对文艺的特点认识不足。晚唐五代古文运动趋于衰落，骈俪文重又盛行，与古文运动中的这一偏向也不无关系。成于后晋的《旧唐书》，对韩愈、李翱虽有所肯定，但评价不高；还把元稹、白居易介于骈散之间的文章,看作是对沈约、谢□永明体的直接继承,用以标示与古文家不同的文统，反映了当时祟尚骈偶的倾向，显示了古文运动在唐五代所经历的曲折的道路。

魏晋南北朝诗歌填空

您好！

分类方法不同，分出来的类别就不同。

建安文学

正始文学

西晋太康文学

东晋文学

南朝文学

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约略可以分作四大时期、十个阶段：所谓先秦，是它的萌生与成熟时期。经历了绵亘数千年的原始诗歌，只可称作前艺术；文明之幕拉开，约当夏商两代逾千年，诗歌仍处于萌生状态。直到殷周之际，以迄战国末期，才开拓出《诗经》与《楚辞》两条文化史路，成熟为真正的诗歌。抵春秋战国早期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基本上形成了以华语为载体的华夏文化，涌现出儒、道、屈骚不同流派的诗歌美学意识。这样便奠定了中国诗歌流变史的光辉起点。本套丛书依照：四大时期，十个阶段：萌生与成熟（先秦）；拓展与发展（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分化与深化（辽金元、明、清）；综合与融化（近代、现代）。在史的基础上立论，在论的主导下写史。史是客观存在，论述主观认识。它是诗歌史论，即诗的文化史，同时，也从文化视角来论述中国诗歌的历程与发展。本书为其中之一。 主要讲述了魏晋南北朝诗歌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他们在创作史的具体作用。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这已成为公论。从诗歌史看，特别从形式方面看，由它开始便是中国诗歌的主要体裁五、七言诗的发端。因此，这一时期诗歌的自觉，很大程度上就是五、七言诗（特别是五言诗）的自觉。这自觉表现在：一、作家主体自身的自觉；二、对五、七言诗规律的把握。对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的叙述，不能不立足于这两个基本点上。

魏晋南北朝必背诗歌

1、《饮酒·其五》魏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释义：

将房屋建造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却不会受到世俗交往的喧扰。

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只要心志高远，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

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

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

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辨识，却不知怎样表达。

2、《赠从弟》魏晋：刘桢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释义：

高山上挺拔耸立的松树，顶着山谷间瑟瑟呼啸的狂风。

风声是如此的猛烈，而松枝是如此的刚劲！

任它满天冰霜惨惨凄凄，松树的腰杆终年端端正正。

难道是松树没有遭遇凝重的寒意？不，是松柏天生有着耐寒的本性！

3、《敕勒歌》南北朝：乐府诗集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释义：

阴山脚下啊，有敕勒族生活的大平原。敕勒川的天空啊，它的四面与大地相连，看起来好像牧民们居住的毡帐一般。

蓝天下的草原啊，都翻滚着绿色的波澜，那风吹到草低处，有一群群的牛羊时隐时现。

4、《山中杂诗》南北朝：吴均

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

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

释义：

山与天相接的地方缭绕着阵阵云烟，从竹林的缝隙里看洒落下余晖的夕阳。

鸟儿欢快地向房檐上飞去，洁白的云儿竟然从窗户里轻轻地飘了出来。

5、《赠范晔诗》南北朝：陆凯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折花 一作：折梅)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释义：

遇见北去的驿使就去折梅花，托他带给远在陇山的友人。

江南别没有更好的礼品相送，姑且把一枝梅花送去报春。

搜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诗有哪些？

1、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风飚，徒有霜华无霜质。——《梅花落》鲍照

2、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燕歌行二首·其一》曹丕

3、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

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名都篇》曹植

4、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七哀诗三首·其一》王粲

5、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赠从弟》刘桢

6、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八十二首·其一》阮籍

7、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雠？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未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重赠卢谌》刘琨

8、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读山海经·其十》陶渊明

9、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苦寒行》曹操

10、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嫁与东家王。——《莫愁歌》萧衍

11、晚日照空矶，采莲承晚晖。风起湖难渡，莲多采未稀。棹动芙蓉落，船移白鹭飞。荷丝傍绕腕，菱角远牵衣。——《采莲曲》萧纲

12、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二十六》庾信

13、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关山月》徐陵

14、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子夜四时歌·秋风入窗里》无名氏

15、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子夜四时歌·春林花多媚》无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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