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宋代诗歌最高成就的是谁和谁 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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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宋代诗歌最高成就的是谁和谁 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而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等。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若论诗文全面成就应该是苏轼

但论北宋 诗文运动 的成就则应属欧阳修

无论在古文、诗、词上，都起到极大倡议与领袖作用

尤其在诗方面反对西昆体，奠定宋诗的基础

同时他积极发现、提掖后昆，使诗文运动后继有人，

形成众多名家大家，形成了“环滁皆山”的北宋文坛繁荣景象！

诗 文 要算 欧阳修

词 文 得说 苏轼

苏轼

王安石

欧阳修

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是什么

苏轼 盛宋时期，形成以苏轼为中心的文坛格局，有“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还有苏轼的一些朋友，如“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刘敞、李之仪、唐庚等等，形成了有宋以来空前的繁华。宏观大略地看，初宋以来一百余年的诗坛存在的意义，似乎就是为了这个时期的到来，就是为了这个时期的实现似的。

而苏轼更是盛宋的核心、顶点，是盛宋之盛，是顶峰中的顶峰，因此，又可以进一步宏观大略地说，盛宋的实现，其意义似乎就是为了苏轼的出现似的。

因为，苏轼的诗史地位不是一个宋代所能局限的，他是跨越时代的，是宏观诗史的一个巨大历史周期的里程碑，可以说，是11世纪以来直至整个封建后期的不可替代的诗碑。

苏轼的出现，即是诗史积淀的产物，特别是他的前辈王、欧、梅的铺垫，与他的同辈、后辈黄庭坚等诗友、门生的相互激发产生的，也是时代的、历史的产物，特别是宋代高度文化的产物；同时，苏轼也是个人的产物，是他独异的天资禀赋的产物，是特异的个人主体胸襟气格的产物。

独异的主体性是其产生的原因，也是局限他影响于后世的原因。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的廊庙中，并没有对之顶礼膜拜的苏轼的神龛。这是苏轼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因为他的神龛已无形地铸立于诗史书帛中铸立于人们的文化品格中，已经近千年而不衰。

苏轼诗歌的一部分基因，通过黄山谷，影响于当世，虽然其中并无他个人的名分，而苏轼诗歌的本体，却越过他所生存的时代影响于未来。人们不在模仿江西，而没有人不知道苏轼。

所以，我们应该系统地研究苏轼诗歌的体系，以达到洞察宋诗的奥妙，宋文化的精髓

宋代诗歌发展脉络图

唐代诗歌 唐代是我国诗史上的黄金时代，各体诗歌全面成熟。三百年间，诗才辈出，作品繁多，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诗坛上万紫千红，百花争艳。

（一）初唐时期——准备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

（二）盛唐时期——顶峰期 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诗发展至顶峰时期，题材广阔，流派众多，出现“边塞诗派”与“田园诗派”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即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诗雄视千古，为一代之冠，在他们的笔下，无论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古风歌行皆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洒》；杜甫的《三吏》、《三别》等等。

（三）中唐与晚唐时期——发展与成熟期 在中晚唐时期，诗人各有成就。但成绩最卓著的要数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进步理论主张，并亲自参加领导“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中晚唐诗人较著名的还有：韦应物、刘长卿、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李商隐、杜牧等。

宋代诗词

词起源于唐代。宋词是我国诗史上又一高峰。北宁著名的词家有晏几道、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等。

苏轼（号东坡），北宋最有名的文学家，诗、词、散文都写得很好。苏词题材广泛，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风格亦多样，但其主体风格是豪放的。他不仅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而且也用来表现爱国激情和反映农村生活，代表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怀子由》、《念奴娇·赤壁情古》，表现诗人对理想之执着与追求，对祖国美丽河山的赞颂和热爱以及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向往，感情奔放，联想丰富，笔力豪迈，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成为豪放派词家的典范作品。

南宋著名词人是张孝祥、辛弃疾、李清照、陆游、姜夔……。

宋代著名诗人是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陆游、文天祥，其中以陆游和苏东坡的成就最高。

陆游是一个多产的诗人，一生写了9300多首诗，他的不少诗篇洋溢爱国主义豪情，激越悲壮，雄浑豪放，在宋代诗坛上独树一帜。代表作如《关山月》、《金错刀行》、《书愤》、《示儿》等，充分表达了他对南宋王朝忍辱苟安的愤恨和祖国命运的关怀。他的诗不论在当时或对后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行行重行行

《古诗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宋代有关音乐的诗歌

李凭箜篌引

李贺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

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

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此诗大约作于元和六年（811）至元和八年，当时，李贺在京城长安，任奉礼郎。李凭是梨园弟子，因善弹箜篌，名噪一时。“天子一日一回见，王侯将相立马迎”，身价之高，似乎远远超过盛唐时期的著名歌手李龟年。他的精湛技艺，受到诗人们的热情赞赏。李贺此篇想象丰富，设色瑰丽，艺术感染力很强。清人方扶南把它与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相提并论，推许为“摹写声音至文”（见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卷一）。

诗的起句开门见山，“吴丝蜀桐”写箜篌构造精良，借以衬托演奏者技艺的高超，写物亦即写人，收到一箭双雕的功效。“高秋”一语，除了表明时间是九月深秋，还含有“秋高气爽”的意思，与“深秋”、“暮秋”之类相比，更富含蕴。二、三两句写乐声。诗人故意避开无形无色、难以捉摸的主体（箜篌声），从客体（“空山凝云”之类）落笔，以实写虚，亦真亦幻，极富表现力。

优美悦耳的弦歌声一经传出，空旷山野上的浮云便颓然为之凝滞，仿佛在俯首谛听；善于鼓瑟的湘娥与素女，也被这乐声触动了愁怀，潸然泪下。“空山”句移情于物，把云写成具有人的听觉功能和思想感情，似乎比“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更进一层。它和下面的“江娥”句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极力烘托箜篌声神奇美妙，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魅力。第四句“李凭中国弹箜篌”，用“赋”笔点出演奏者的名姓，并且交代了演奏的地点。前四句，诗人故意突破按顺序交待人物、时间、地点的一般写法，另作精心安排，先写琴，写声，然后写人，时间和地点一前一后，穿插其中。这样，突出了乐声，有着先声夺人的艺术力量。

五、六两句正面写乐声，而又各具特色。“昆山”句是以声写声，着重表现乐声的起伏多变：“芙蓉”句则是以形写声，刻意渲染乐声的优美动听。“昆山玉碎凤凰叫”，那箜篌，时而众弦齐鸣，嘈嘈杂杂，仿佛玉碎山崩，令人不遑分辨；时而又一弦独响，宛如凤凰鸣叫，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芙蓉泣露香兰笑”，构思奇特。带露的芙蓉（即荷花）是屡见不鲜的，盛开的兰花也确实给人以张口欲笑的印象。它们都是美的化身。诗人用“芙蓉泣露”摹写琴声的悲抑，而以“香兰笑”显示琴声的欢快，不仅可以耳闻，而且可以目睹。这种表现方法，真有形神兼备之妙。

从第七句起到篇终，都是写音响效果。先写近处，长安十二道城门前的冷气寒光，全被箜篌声所消融。其实，冷气寒光是无法消融的，因为李凭箜篌弹得特别好，人们陶醉在他那美妙的弦歌声中，以致连深秋时节的风寒露冷也感觉不到了。虽然用语浪漫夸张，表达的却是一种真情实感。“紫皇”是双关语，兼指天帝和当时的皇帝。诗人不用“君王”而用“紫皇”，不单是遣词造句上追求新奇，而且是一种巧妙的过渡手法，承上启下，比较自然地把诗歌的意境由人寰扩大到仙府。以下六句，诗人凭借想象的翅膀，飞向天庭，飞上神山，把读者带进更为辽阔深广、神奇瑰丽的境界。“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乐声传到天上，正在补天的女娲听得入了迷，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职守，结果石破天惊，秋雨倾泻。这种想象是何等大胆超奇，出人意料，而又感人肺腑。一个“逗”字，把音乐的强大魅力和上述奇瑰的景象紧紧联系起来了。而且，石破天惊、秋雨霶霈的景象，也可视作音乐形象的示现。

第五联，诗人又从天庭描写到神山。那美妙绝伦的乐声传入神山，教令神妪也为之感动不已；乐声感物至深，致使“老鱼跳波瘦蛟舞”。诗人用“老”和“瘦”这两个似平干枯的字眼修饰鱼龙，却有着完全相反的艺术效果，使音乐形象更加丰满。老鱼和瘦蛟本来羸弱乏力，行动艰难，现在竟然伴随着音乐的旋律腾跃起舞，这种出奇不意的形象描写，使那无形美妙的箜篌声浮雕般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了。

以上八句以形写声，摄取的多是运动着的物象，它们联翩而至，新奇瑰丽，令人目不暇接。结末两句改用静物，作进一步烘托：成天伐桂、劳累不堪的吴刚倚着桂树，久久地立在那儿，竟忘了睡眠；玉兔蹲伏一旁，任凭深夜的露水不停在洒落在身上，把毛衣浸湿，也不肯离去。这些饱含思想感情的优美形象，深深印在读者心中，就象皎洁的月亮投影于水，显得幽深渺远，逗人情思，发人联想。

这首诗的最大特点是想象奇特，形象鲜明，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诗人致力于把自己对于箜篌声的抽象感觉、感情与思想借助联想转化成具体的物象，使之可见可感。诗歌没有对李凭的技艺作直接的评判，也没有直接描述诗人的自我感受，有的只是对于乐声及其效果的摹绘。然而纵观全篇，又无处不寄托着诗人的情思，曲折而又明朗地表达了他对乐曲的感受和评价。这就使外在的物象和内在的情思融为一体，构成可以悦目赏心的艺术境界。

赠花卿

杜甫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这首绝句，字面上明白如话，但对它的主旨，历来注家颇多异议。有人认为它只是赞美乐曲，并无弦外之音；而杨慎《升庵诗话》却说：“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讥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沈德潜《说诗晬语》也说：“诗贵牵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杜少陵刺花敬定之僭窃，则想新曲于天上。”杨、沈之说是较为可取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礼仪制度极为严格，即使音乐，亦有异常分明的等级界限。据《旧唐书》载，唐朝建立后，高祖李渊即命太常少卿祖孝孙考订大唐雅乐，“皇帝临轩，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太子轩悬出入，奏承和；……”这些条分缕析的乐制都是当朝的成规定法，稍有违背，即是紊乱纲常，大逆不道。

花卿，名敬定，是成都尹崔光远的部将，曾因平叛立过功。但他居功自傲，骄恣不法，放纵士卒大掠东蜀；又目无朝廷，僭用天子音乐。杜甫赠诗予以委婉的讽刺。

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并没有对花卿明言指摘，而是采取了一语双关的巧妙手法。字面上看，这俨然是一首十分出色的乐曲赞美诗。你看：“锦城丝管日纷纷”，锦城，即成都；丝管，指弦乐器和管乐器；纷纷，本意是既多而乱的样子，通常是用来形容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物的，这里却用来比状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乐曲，这就从人的听觉和视觉的通感上，化无形为有形，极其准确、形象地描绘出弦管那种轻悠、柔靡，杂错而又和谐的音乐效果。“半入江风半入云”也是采用同样的写法：那悠扬动听的乐曲，从花卿家的宴席上飞出，随风荡漾在锦江上，冉冉飘入蓝天白云间。这两句诗，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乐曲的那种“行云流水”般的美妙。两个“半”字空灵活脱，给全诗增添了不少的情趣。

乐曲如此之美，作者禁不住慨叹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天上的仙乐，人间当然难得一闻，难得闻而竟闻，愈见其妙得出奇了。

全诗四句，前两句对乐曲作具体形象的描绘，是实写；后两句以天上的仙乐相夸，是遐想。因实而虚，虚实相生，将乐曲的美妙赞誉到了极度。

然而这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其弦外之音是意味深长的。这可以从“天上”和“人间”两词看出端倪。“天上”者，天子所居皇宫也：“人间”者，皇宫之外也。这是封建社会极常用的双关语。说乐曲属于“天上”，且加“只应”一词限定，既然是“只应天上有”，那么，“人间”当然就不应“得闻”。不应“得闻”而竟然“得闻”，不仅“几回闻”，而且“日纷纷”，于是乎，作者的讽刺之旨就从这种矛盾的对立中，既含蓄婉转又确切有力地显现出来了。

宋人张天觉曾论诗文的讽刺云：“讽刺则不可怒张，怒张则筋骨露矣。”（《诗人玉屑》卷九引）杜甫这首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寓讽于谀，意在言外，忠言而不逆耳，可谓作得恰到好处。正如杨伦所评：“似谀似讽，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此等绝句，何减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杜诗镜铨》）

宋代中国诗歌发展历程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宋诗总体成就不如唐诗，但别开天地，自有特色。对比而言，唐诗主情韵，开朗俊健，以境取胜;宋诗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胜。苏轼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作家，其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

明朝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模拟，受到有识者的批评。

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盛极一时，影响到诗坛，远离现实、重视形式和以学问为诗之风大炽，唯郑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黄景仁独写哀怨之作较有特色。

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龚自珍以诗为武器，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报国大志，成为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第一位大诗人，赢得了“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称誉。

扩展资料：

诗歌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它来源于上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后发展为民歌）以及祭祀颂词。诗歌原是诗与歌的总称，诗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统称为诗歌。

中国诗歌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欧洲的诗歌，由古希腊的荷马、萨福和古罗马的维吉尔、贺拉斯等诗人开启创作之源。

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以入乐与否，区分歌与诗，入乐为歌，不入乐为诗。

诗从歌中分化而来，为语言艺术，而歌则是一种历史久远的音乐文学。《诗经》是入乐歌唱的，严格地说它是歌，正因为如此，《诗经》被学者称之为我国音乐文学成熟的标志。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诗歌

人类许多民族在语言的发展中产生了适合本民族语言的诗歌形式。在中国，汉民族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其中最早的诗作于西周初期，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

到了战国时期，在南方的楚国华夏族和百越族语言逐渐融合，其诗歌集《楚辞》突破了《诗经》的一些形式限制，更能体现南方语言的特点。 到了唐代，中国诗歌出现了四句的绝句和八句的律诗。律诗押平声韵，每句的平仄、对仗都有规定。绝句的规定稍微松一些。

另外，在宋代达到顶峰的词也是诗歌的一种重要形式。词的格式要依从一些固定的词牌，以便于配以乐曲演唱。 自元代开始，中国诗歌的黄金时期逐渐过去，文学创作逐渐转移到戏曲、小说等其他形式。

发展顺序：诗经——楚辞——乐府——赋——辞——唐诗——宋词——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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