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诗歌有哪些 先秦两汉时期诗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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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诗歌有哪些 先秦两汉时期诗歌的作用

先秦时期的诗歌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后代的诗歌有着极大的差异.

诗歌是最早的文学形式之一，在文字发明以前就有了歌谣——这是口头文学的歌谣.随着人类语言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出现了，

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诗歌应该算是《诗经》，其中的诗大多是四言诗，也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以及八言。

《诗经》以后的两三百年，是散文的时代，直到屈原的出现.屈原的代表作是《离骚》，后人把和《离骚》相同的诗歌称为“骚体”或“骚体诗”，也叫做“楚辞体”，骚体诗的特征是大量运用“兮\些”字。骚体诗为以后出现的五七言诗开辟了以“三字结构”为主的发展道路。

西汉东汉五言诗继续发展，并被采入乐府，东汉末年无名氏《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五言诗已经达到成熟阶段，七言诗的兴起于五言诗在时间上基本一样，到曹丕的两首《燕歌行》问世后，七言诗才正式确立下来。但直到两百多年以后的南宋刘裕建宋之后，七言诗才得到普及并成熟。

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的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先成形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其多指五言诗，要求格律对偶，使得文章产生抑扬顿挫的声韵美，这种理论称为“永明声律论”。

初唐的早期，诗坛基本上还是笼罩在南北朝糜艳雕琢的宫体诗风之下，到了盛唐时期，出现了大批天赋极高的诗人，他们把初唐以来讲究声律词藻的近体诗与书写慷慨情怀的古体汇而为一，达到了声律风骨兼备的完美境界。在此时期，格律诗歌基本成熟，严格要求平仄、押韵、对仗。即使有的时候不能完全达到平仄、押韵、对仗的要求，也要按照一定的要求，即讲究“拗救”。

另外，关于诗歌的体裁，一般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近体诗一般来说，就是指格律诗，讲究“字、句、韵”。古体诗是相对于近体诗而言的，包括唐宋以及之后的诗人所写作的古代体裁的诗歌，也包括乐府诗歌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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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诗歌的发展概况

西汉诗歌，最高成就：乐府民歌与五言诗。

《孔雀东南飞》，汉乐府的名篇，长达1700余字，我国第一部长篇叙事诗。

西汉五言诗，下启魏、晋、三曹及建安七君子的诗歌创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言诗发展最高成就当属陶渊明的田园诗。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从陶渊明开始，田园诗不断发展，至唐代甚至形成田园山水诗派，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陶渊明的诗是唐诗横空出世之前古诗歌创作的一座高峰。

先秦两汉诗歌的不同

先秦时期的诗歌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后代的诗歌有着极大的差异.

诗歌是最早的文学形式之一，在文字发明以前就有了歌谣——这是口头文学的歌谣.随着人类语言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出现了，

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诗歌应该算是《诗经》，其中的诗大多是四言诗，也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以及八言。

《诗经》以后的两三百年，是散文的时代，直到屈原的出现.屈原的代表作是《离骚》，后人把和《离骚》相同的诗歌称为“骚体”或“骚体诗”，也叫做“楚辞体”，骚体诗的特征是大量运用“兮\些”字。骚体诗为以后出现的五七言诗开辟了以“三字结构”为主的发展道路。

西汉东汉五言诗继续发展，并被采入乐府，东汉末年无名氏《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五言诗已经达到成熟阶段，七言诗的兴起于五言诗在时间上基本一样，到曹丕的两首《燕歌行》问世后，七言诗才正式确立下来。但直到两百多年以后的南宋刘裕建宋之后，七言诗才得到普及并成熟。

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的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先成形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故又称“永明体”，其多指五言诗，要求格律对偶，使得文章产生抑扬顿挫的声韵美，这种理论称为“永明声律论”。

初唐的早期，诗坛基本上还是笼罩在南北朝糜艳雕琢的宫体诗风之下，到了盛唐时期，出现了大批天赋极高的诗人，他们把初唐以来讲究声律词藻的近体诗与书写慷慨情怀的古体汇而为一，达到了声律风骨兼备的完美境界。在此时期，格律诗歌基本成熟，严格要求平仄、押韵、对仗。即使有的时候不能完全达到平仄、押韵、对仗的要求，也要按照一定的要求，即讲究“拗救”。

另外，关于诗歌的体裁，一般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近体诗一般来说，就是指格律诗，讲究“字、句、韵”。古体诗是相对于近体诗而言的，包括唐宋以及之后的诗人所写作的古代体裁的诗歌，也包括乐府诗歌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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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诗歌研究期末考试

歌与诵：诗与赋的分途及音乐对汉代诗歌的影响

在中国诗体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汉代诗歌体式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赋这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的出现和五言诗与乐府诗的产生，这恰恰与音乐有着极大的关系。为说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从赋的演变开始谈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说明，歌与不歌，是诗与赋的一条重要区别或者说是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不歌而诵”的赋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班固的话说，这与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关，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的。本来，《诗经》中的诗都是可歌的，同时作为一种贵族的文化修养，在春秋以前所谓的“赋诗言志”也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用“诗”来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传》中又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战国以后，由于“礼崩乐坏”，由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所以产生了屈原这样的贤人失志之赋。班固的这段话的原文见于《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过去人们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仔细想来，从屈原作《离骚》、《九章》和《天问》开始，配乐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辩》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它们与《离骚》不同，已经完全不能歌唱。正是这些以赋为名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诗中流变出一种新的文体——赋。

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汉初诗歌的发展受楚国诗歌与音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可以包括诗赋两个方面的影响，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楚辞》对汉代诗与赋的影响分开来谈，说赋往往从宋玉开始，说诗则笼统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内。其实如果从音乐与诗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同时参照班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汉赋还是汉诗，都可以从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较分明的发展趋势。从赋的方面说，我们不能低估《离骚》、《九章》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赋可以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其中骚体赋的源头就是屈原的《离骚》。第二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如班固所说，赋的文体特征是“不歌而诵”，骚体赋既然从文体上受《离骚》的影响，我们推测从音乐上也应该受其影响，这反过来似乎也证明《离骚》、《九章》在屈原创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来口头吟唱，并没有配乐，所以后代的骚体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方式上看都是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继承。从诗的方面说，我们说汉初诗歌受楚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应该指受《九歌》的影响。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说汉初的歌诗都是可唱的，而楚辞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见，汉初的歌诗首先继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传统。其次，我们看汉初那些楚歌的语言形式，就会发现其句式特点也正好与《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项羽、刘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传世，《垓下歌》、《大风歌》都是这样的句式。传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没有“兮”字在中间的句式，当代学者们却都认为是班固在记录时把它省掉了，原本也应该是如《九歌》样中间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这种句式，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汉代歌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等都是如此。这说明，歌与诵不仅是歌诗与汉赋在文体上的区分，同时也说明，是否配乐可歌也是影响并左右汉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响汉初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汉赋脱离了音乐演唱而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以后，它与诗的这种区别也逐渐被学者们认识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之为“歌诗”。而汉代的诗，也就是“歌诗”之所以得到新的发展，又恰恰与新的音乐产生和异族音乐的输入有关。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汉代诗歌园地里，最主要的歌诗类别有三种，一种是楚歌，一种是相和歌，一种是鼓吹铙歌。它们的分别，最初不是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

汉初诗歌以楚歌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楚歌的偏爱。刘邦本是楚人，汉初皇室贵族喜爱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制造新的颂神曲，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谣，还包括乐谱（“声曲折”），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横吹鼓吹的输入，也为汉代歌诗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鼓吹乐是在先秦鼓乐、吹乐以及军中凯乐的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音乐。《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huán＠②《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八音”是对中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总称。此处言非“八音”，正是指异族音乐而言。据班固《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按楼烦属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精骑善射。马上鼓吹，以箫笳为主，正是其民族音乐特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乘舆以为武乐。”以此，知异族音乐输入之后，朝廷甚至有专门负责掌管的“鼓吹署”。这种新乐的乐器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因而，它与先秦的鼓乐与吹乐不同，与以丝竹为主的相和诸调在风格上判然有别。对此，晋人陆机的《鼓吹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为汉乐府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最初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可知，第一，这里所说的《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最早属于汉世的“街陌谣讴”，第二，这些歌曲在当时属于“相和”曲一类，而这一类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以后进一步发展，则演变成相和诸调，如相和六引、平调曲、清调曲、楚调曲、瑟调曲以及大曲等复杂的形式。

楚歌、鼓吹铙歌和相和歌这三种汉代主要的歌诗演唱形式，也影响汉代歌诗的语言形式发展。楚歌产生的比较早，来源比较单一，其语言形式基本上沿袭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歌曲的影响，其语言形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而相和诸调虽然也以杂言居多，却出现了许多整齐的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君子行》、《陌上桑》、《白头吟》等等。由此可见，音乐对汉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到汉代诗赋的分流以及楚歌、铙歌与相和歌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能就有关问题做详细展开式的论述，而主要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角度变换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把诗歌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的艺术，而是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复合型艺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往的中国诗歌研究，就会发现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以为，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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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兴手法在先秦两汉诗歌中的运用

谈谈古代诗歌中的比兴手法

比兴是中国诗歌中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宋代朱熹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他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通俗地讲，比就是譬喻，是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有的诗是个别地方采用比，而有的则是整个形象都是比，就像后代的咏物诗；“兴”就是起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有的“兴”兼有发端与比喻的双重作用，所以后来“比兴”二字常联用，专用以指诗有寄托之意。

比兴手法最早出现于《诗经》。《关雎》首章就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句子，以河洲上和鸣的鸟兴起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而二者之间多少有一些意义、气氛上的关联处，又接近于比；又如《氓》第三章以传统的比兴的开头，写“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先以葱茏的茂盛的桑树写照自己的青春，继而又以诱人的桑葚比喻令人沉醉的爱情，把恋爱中的少女比作贪食而快乐的小鸟，谆谆告诫之：不能沉溺于爱情，否则，结局悲惨，悔之晚矣。第四章紧承上节，开头就是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树木的枯萎凋零比拟流年带走了的青春，曾经光彩照人的少女在岁月中蹉跎了美丽的容颜，再加上婚后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被弃的命运此时自然降临到了她的头上。三、四章用起兴的诗句，以自然现象来对照女主人公恋爱生活的变化，由起兴的诗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借此抒发女主人公对丈夫喜新厌旧行为的怨愤。最后一章中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比喻自己的不幸无边无涯。“隰”是随处可见的低湿之地，“淇”则是女主人公与氓婚前幽会和结婚时及被弃后所必经的河流，用来作比，非常恰切而更见深意。这样既激发读者的联想，又增强意蕴，产生了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

不仅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且又进一步发展了它的是“依诗取兴，引类比喻”的《离骚》。《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往往是触景生情之下真实的描写，比兴材料仅仅是人类熟悉的自然物或者日用品，而屈原的《离骚》把《诗经》原来的比兴材料，如草木、鱼虫、鸟兽和风云雷电都赋予了生命，让它们活动，甚至让它们有人的意志，用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诗人“蕙纕”、“揽茝”，“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用异花香草来装饰自己，表现了自己美好的精神世界。这样把比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使全诗具有了象征的性质，同时又扩大了诗歌的意境和表现力。其次，《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是一种简单的比喻和联想，《离骚》则在长篇巨制中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如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出发，他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其他方面亦多用比喻，如以驾车马比治理国家，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等等，使情感具有更具体的附着和寄托。在《离骚》中的比和兴，从形象本身看来，它是虚构，是想象，但从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来说，又完全是现实的。这就开辟了后世的“寄情于景”“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使全诗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彩。《楚辞》的这种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后世的诗歌创作有着极大影响。

在写作中采用比兴手法的作品后代有很多，如《孔雀东南飞》开头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用具体的形象来激发读者想象，不由得人不从美禽恋偶联想到夫妻分离，这样就给全诗笼罩上一种悲剧气氛，起了统摄全诗、引起下面故事的作用。又如《归园田居》中把自己比成“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来表现诗人厌恶官场、回归自然的心情。也有单句并没有用比兴手法，而整个形象都是比，如《迢迢牵牛星》，整首诗借牛郎与织女隔河相望而不能团聚的民间故事来比喻一个饱含离愁的少妇的相思之情，含蓄蕴藉而又哀婉动人。

总之，比兴手法的运用，加强了古代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了古代诗歌的韵味和形象感染力，使得我国的古代诗歌永远散发出迷人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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