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边塞诗有什么特点 边塞诗有哪些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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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边塞诗有什么特点 边塞诗有哪些典型特征

要了解一个朝代的诗词，那必须先了解他的历史。

同为汉朝但汉朝前后所处的历史背景不一样所以他的诗词也不一样，请说具体。

汉朝前后期受匈的骚扰，战争不断反映了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

唐朝前后由于国力强弱不同，在对外战争中的胜负不同，初盛唐边塞诗中多昂扬奋发的格调，中唐前期尚有其余响，而中唐后期及晚唐只有对昔日盛况的追慕以及凄凉现实的哀叹。

具体要看它们那个时期的边塞诗。

说的这麼多，怎麼还不给分呢？？？？？？？？？？？？？？？？？？？？？？？？？？？？？？？？？？

唐代的古诗和意思和理由 古诗出塞意思

唐代的古诗体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

唐以后，由于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有意模仿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

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

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

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

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

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

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

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

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

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

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中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

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

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

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

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

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

“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

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

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

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

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

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

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

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

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

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

《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

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

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

”（《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

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

”（《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

《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

少陵已无此风味矣。

”（《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

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

“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

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

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

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

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

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

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

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

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

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

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

一尚风容，一尚筋骨。

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

”（《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

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

诗仙李白

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

<润物>一书中有许多经典诗词。

古代诗歌中所反映出来的各个朝代的时代特点 朝代的诗歌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

《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

”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

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

《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

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

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

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

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

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

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

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

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

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

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

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

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

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

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

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

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成为建安诗风独具魅力的标志。

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权，一批文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隐逸山林，以阮籍、稽康为首的七人，称“竹林七贤”。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开创中国文学史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诗中充满孤独苦闷，但政治高压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兴、象征来寄托怀抱。

嵇康的诗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独立。

总体来说，正始诗风转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

西晋诗坛呈现出的艺术特色称为“太康诗风”，表现为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彩华丽，诗风繁缛。

陆机的《拟古诗》就是华丽藻饰的代表作。

太康诗风代表人物是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

他们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大量增加，为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人的先导。

同时期的左思凭着《咏史》八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道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被玄言诗占据，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断了。

一直到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位伟人陶渊明出现，才使这个脉络重新接上。

他的诗歌源于《古诗十九首》，得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骨，魏晋诗歌甚至中国古代诗歌的古朴作风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为结束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成为了一座里程碑。

他开创了田园诗，如《归园田居》、《饮酒》等，写躬耕生活的感受，平淡质朴的语言中不露痕迹地表达对人生的哲学思考。

陶渊明是追求人生艺术化的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之一，为后世文人筑起一个精神的家园。

东晋被宋取代，之后宋、齐、梁、陈交替，四朝偏安江南。

南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使南朝的民歌呈现清丽缠绵的风格，代表作是长诗《西洲曲》，四句换韵，用连珠格，声韵回环婉转。

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敕勒歌》雄浑壮阔，是千古绝唱；代表作《木兰诗》清新刚健，写出一个女英雄的英风豪气。

从南朝宋代的谢灵运开始，文人诗风发生转变。

他开创山水诗，特点是鲜丽清新，注重描写刻划物象，但由于精心琢磨，秾丽之极反若平淡，如《登池上楼》。

他是开启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影响着南朝整代的诗风。

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

沈约等人创立音韵严格的“永明体”，规定了四声八病，主张要讲究诗歌的音韵美。

“永明体”代表诗人谢朓，继续写山水诗，避免了大谢的晦涩，情景融合，深婉含蓄，又讲究永明声律，音调流畅和谐。

齐梁两代形成萧子良、萧衍、萧统三个文学集团，诗歌创作都是以宫体艳情诗为主，但南方诗人庾信滞留北方，把南方文风带到北方的同时，自己诗风也集合了南北之长，穷南北之胜。

南方的清丽和北方的劲健的结合，为唐代新诗风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标志。

初唐四杰、陈子昂初唐诗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创造了新体诗——律诗，五律在宋之问、沈佺期手上最后定型。

盛唐国势强大，中国诗歌史第三位伟人李白登上诗坛，他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又变幻莫测，如《蜀道难》、《将进酒》等诗，骨气端翔，无迹可寻又含蕴深厚。

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的《燕歌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迈慷慨。

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则把山水田园的静谧秀丽表现得清丽空远。

公元775年，爆发安史之乱。

中国诗歌史上第四位伟人杜甫以动地的歌吟写战火中的人间灾难，“三吏”“三别”把深沉的抒情融入叙事，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大转变，标志着诗歌从盛唐诗风转向中唐诗风。

杜甫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其缘事而发开中唐元稹、白居易；文字奇崛开韩愈、孟郊、李贺、苦吟诗派；其七律律法开晚唐李商隐，成为后世典范。

中唐白居易有伤感苍凉的《长恨歌》、《琵琶行》，韩愈有狠重粗豪的《石鼓歌》、《陆浑山火》，引出中唐诗歌高潮。

但是到了晚唐，诗风再变，杜牧的咏史诗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慨。

李商隐《筹笔驿》（七律）沉郁顿挫，绝类杜甫，而其《锦瑟》《无题》等朦胧诗深入心灵世界，幽深窈渺，形成凄艳浑融的风格，成为唐代最后一位诗坛大家。

反映不同季节特征的诗句 有季节特征的诗句夏

1.关于春季的诗句：

《春晓》【唐】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咏柳》

【唐】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2.关于夏季的诗句：

《小池》

【宋】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宋】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关于秋季的诗句：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山行》

【唐】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4.关于冬季的诗句：

《江雪》

【唐】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别董大》

【唐】高适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唐代诗歌发展四个阶段一年四季分别代表的作者是 诗歌三阶段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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