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伏姓和江苏伏姓是一家吗 伏氏有多少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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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伏姓和江苏伏姓是一家吗 伏氏有多少姓氏

解读百家姓伏姓。安丘伏姓，东武伏姓实为同支本家。伏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但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与台湾省均未进入前三百大姓，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一百十四位门阀。

伏姓文化之安丘伏姓

两汉之后，一般姓氏书，大都以“平昌安丘”为伏姓望族。而平昌安丘之伏姓与东武伏姓实为同支本家；今诸城之西北，魏晋时属平昌郡，与安丘同属一郡。唐林宝《元和姓纂》卷十介绍伏姓：“平昌安邱：胜（即伏生）七代孙理，高密太守，生凤、湛。湛，后汉大司徒。凤五代孙仪生大鸿胪策，策曾孙滔，晋游击将军；曾孙曼容，齐率更令。”

据《后汉书·孝献帝纪》，建安十九年（214）“十一月丁卯，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二皇子”。所谓“灭其族”，也许只是近族，不追究远族；或其时已是乱世，有令难行；或者汉魏人侠义之风不泯，反感曹氏之矫诏乱命，掩护伏氏后人脱逃大难；而东州之地，山海间阻，大泽深谷，不难龙潜虎遁；种种可能，使东武伏氏未尝尽绝，亦未可知。

然而，伏氏与曹操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终曹魏一世，没有入仕者。但在东晋南朝，东州伏氏再度复兴，且异峰突起。

伏湛之后，到汉末即传8世。按《元和姓纂》，伏凤是伏湛之兄，自汉末到伏滔生活的晋孝武帝时，中间隔曹魏西晋两代，近150年，伏滔竟然为伏凤八世孙，似无此理。且伏凤、伏策之名，不见它书记载，这个世系更成问题。宋洪迈《容斋四笔》卷九《姓源韵谱》说“姓氏之书大抵多谬误”，而尤以《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关于伏氏的世系，即可作为一条证据。不过伏滔以后，平昌伏氏的世系，倒是非常清楚。参考《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之伏滔传，《南史》卷七十一之伏曼容传，序次如下：

第一世，伏滔；第二世，伏系之；第三世，伏胤（之）；第四世，伏曼容；第五世，伏暅；第六世，伏挺、伏捶；第七世：伏知命（伏挺子）。

伏滔是东晋伏氏最显赫的名士，字玄度，曾为大司马桓温参军，佐其平定寿阳，以功封侯。太元中，拜着作郎，专掌国史，领本州大中正。后迁游击将军，着作如故。卒于官。伏滔以文学着名，有《正淮论》二篇行于当世，又有文集11卷，《大司马寮属名》1卷，近人陈蜚声皆辑而存之。伏滔当时与袁宏齐名---袁氏与伏氏，皆与曹魏有世仇。伏滔之子伏系之，官至光禄大夫，有《伏系之集》，陈蜚声亦有辑本。

南朝伏氏最着名的当属伏曼容。伏曼容，字公仪，据《南史》本传，他是“晋着作郎滔之曾孙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如此说来，伏系之与他是祖孙关系。也有人因伏系之、伏胤（之）名字相类，怀疑是兄弟关系甚至直书伏胤之为“伏胤”。其实晋宋人对姓名避讳，还没那么多讲究。王羲之、王献之不也是父子吗？

伏曼容早孤，与母兄客居南海。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南朝宋明帝泰始年间（465～471），为骠骑行参军，迁司徒参军，历江宁令，入拜尚书外兵郎。顺帝升明（477～479）末，为辅国长史、南海太守。宋明帝好周易，曾召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伏曼容执经。伏曼容亦善文辞，为南海太守时，至石门作《贪泉铭》。南齐（479~502）初，为通直散骑侍郎。先后官太子步兵校尉、率更令，迁中书侍郎、大司马谘议参军，出为武昌太守。明帝建武（494~497）中，拜中散大夫。梁台建，召拜司徒司马，出任临海太守，卒于官。南朝帝王对儒术兴趣不大，伏曼容仍聚徒讲学，生徒常数十百人。其子伏暅、孙伏挺亦以讲学为事。“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比”。其中以伏曼容经学成就最高，有《周易集林》、《毛诗集解》、《丧服集解》、《论语义》等多种。伏曼容还是南朝伏氏中最博学的人，《南史》本传称他“善音律，射驭、风角、医算，莫不闲了。”

读罢《史记》及两《汉书》伏氏传记，再读《晋书》、《梁书》、《南史》中伏氏传记，就会产生这样的观感：家风变了。也许伏滔以后的伏氏，从家谱上还是伏胜一系，但两汉伏氏“清静无竞”的家风，却没随基因遗传。简而言之，两汉东武伏氏倾向于内敛，做事慎重而沉稳，而晋宋之安丘伏氏，倾向于外发，坦率而张扬。从文化取向上，两汉伏氏惟经学是务，晋宋之伏氏则驰骛声华。

此风可谓始于伏滔。《世说新语·宠礼》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晋孝武帝在西堂会见群臣，伏滔也在座。他回到家后，一下车子就把儿子叫来，对他说：“举行上百人的盛会，天子一落座，还来不及说别的话，就先问：‘伏滔在哪里？在这里吗？’这种荣誉本来是不容易得到的。做父亲的能达到这样，你看怎么样？”激动、率真之情，可见一斑，当然其中亦不无虚荣炫耀之心。《晋书》“伏滔本传”于其事迹叙述甚为简略，竟也记载了这则轶事。

在南朝，伏氏家风每况愈下。梁武帝（502～549）时，黄门侍郎伏暅因争功请爵，为人所劾；他的儿子，被任昉称为“日下无双”的南台书侍御史伏挺，因事纳贿被劾，惧罪变服出家，竟当了和尚！伏挺的儿子伏知命，因父亲宦途不顺，怨恨朝廷，后来竟然随侯景叛军篡位，官至中书舍人，权倾内外。可惜侯景兵败后，伏知命也被下狱囚禁至死，是结局最不光彩的一个。

东武、安丘的伏氏，南朝以后，基本就寂寞无闻。但到清代后期，忽然人们对伏胜之学变得非常热心，并对伏氏宗族，也异常的感兴趣。

伏生弟子张生、欧阳生等人记载伏生关于《尚书》言论、由郑玄作注的《尚书大传》，自宋代理学盛行，土苴汉学，便散失亡佚。但从清代中期开始，很多学者热衷对此书的辑佚，有数十家之多，孙之騄、卢见曾、卢文弨、董丰垣、孔广林、任兆麟、陈寿祺、王谟辑、樊廷绪、孙志祖、姚东升、袁钧、黄奭、皮锡瑞、王闿运等辑为较着者。

由对伏生学术的关心，到对伏氏家族的关注，这在传统的宗法社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康熙三十五年（1696），邹平知县一自称是伏胜六十一世孙、伏湛五十三世孙的伏永芳为伏胜奉祀生，乾隆十一年（1746）选伏湛五十四世孙伏绍先为奉祀生，其子伏中兴继之。嘉庆元年（1796），山东巡抚、学政访察伏氏后裔，欲立五经博士，因伏中兴年老，举荐其侄孙、伏湛五十七世孙伏继祖。嘉庆十年（1805）十二月，时年17岁的伏继祖被恩准为五经博士。伏氏五经博士，是中国封建社会所设立的最后一个先圣先贤的五经博士世职。

清儒崇奉伏生、郑玄，自有其深远的文化背景。通观清代三百年学术，给人以比较清晰的层次感。正如梁启超所说，清代学术其实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学术，来了一次“倒卷帘”。从时间顺序上，由明末王阳明之学，进于宋儒程朱理学；由程朱理学，进于东汉许、郑注疏考证；由许郑之学，进于西汉董、伏（董仲舒曾为胶西相，与潍水经学也有关系）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从价值取向上，是由虚到实，由主观而客观。晚清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转变，还有一个潜在的指向，那就是社会变革。古文经学倾向于维持既有秩序，今文经学的精髓则是变法改制。西汉伏、董的今文经学，导致了汉武帝太初改制；晚清的今文经学，则一定程度地推动了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如果没有今文经学鼓吹新周改制，20世纪的中国人会不会那样容易甚至轻率的接受“革命”的概念，还是个问题。如果说汉文帝立伏氏学为五经博士时，是中国经学的红日东升；清代嘉庆年间所置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五经博士伏继祖，就已是两千年经学的落日夕照，或者是中华文明的又一次涅盘。

名人典故之计然之策_计然十八策

解读百家姓计姓。计然十八策出自计然，他是春秋时期着名的战略家。计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113位。到2009年1月为止，计姓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姓氏排行里未进入前500姓，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一百十三位门阀。

计姓文化之计然之策

计然是春秋时期着名的战略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计然并不是真实姓名，而是取善于计算运筹的意思。据说他是老子的弟子，博学多才，无所不通，尤长计算。

基本信息

【出处】：相传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用计然之策，修之十年而国富；范蠡既雪会稽之耻，用计然之策于家而富至巨万。所谓计然之策，主要指“六岁穰六岁旱”的农业循环学说，农末俱利的平籴论，以及物价观测、贵出贱取等经商致富的“积着之理”。后因以泛指生财致富之道。

计然十八策：

生意要勤紧，懒惰则百事废。接纳要温和，躁暴则交易少。 议价要订明，含糊则争执多。帐目要稽查，懒怠则资本滞。货物要整理，散漫则必废残。出纳要谨慎，大意则错漏多。期银要约定，延迟则信用失。临事要责任，放弃则受害大。用度要节俭，奢侈则用途竭。买卖要随时，挨延则机会失。赊欠要识人，滥出则血本亏。优劣要分清，苟且则必糊涂。用人要方正，诡谲则受其累。货物要面验，滥收则售价低。钱账要清楚，糊涂则弊窦生。主心要镇定，妄作则误事多。

典故

明代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说文种破吴计然七策：“一曰捐货币以悦其君臣；二曰贵籴粟囊，以虚其积聚；三曰遗美女，以惑其心志；四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作宫室以罄其财；五曰遗之谀臣以乱其谋；六曰疆其谏臣使自杀以弱其辅；七曰积财练兵，以承其弊。”

《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曾拜计然为师。他教给范蠡“贵流通”、“尚平均”、“戒滞停”等七策，范蠡只用了其中五策，便使越国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灭吴之后，范蠡携西施离越赴齐，改名为陶朱公，后世将陶朱公视为商人祖师。

1、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些话极为精辟地揭示了商品价格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他指出商品价格上涨，生产者们就会将资源集中到这里，供给自然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供大于求，价格则会狂跌，反过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经营活动不能从众，要从供求关系的角度，确定自己的经营品种。

“一贵一贱，极而复反”。在进行经营活动时，不能苛求过高的利润，在价格高到适当程度时应果断抛售，这就是“贵出如粪土”；在价格低谷时，应大胆地买进，这就叫“贱取如珠玉”。事物的量变在积累的过程中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对于商家来说，对事物“度”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

2、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物之情可得而观已。”意思是说要有目的地进行自己的经营活动，认识市场规律，有遇见地储备物资。根据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化，预测市场需求的变化，提前做好货物的购销工作。他认为天时变化的规律是可知的，“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就是说影响市场变化的无非是这样一些基本因素，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做出判断是经营成功的关键。

范蠡还曾提出农业经济循环学说，他认为“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即天下六年一次大丰收，六年一次小丰收，十二年一次大的饥荒，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是有规律的。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例如大旱之年应收购舟船，因为其价贱，而旱后船只必会成为紧俏商品。“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夏则资裘，冬则资xi”，即夏季贩运皮裘，冬季早售葛麻。只有将经营的眼光放到未来需求最迫切的市场上，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

3、财币欲行如流水

“财币欲行如流水”，“无息币”。这就是说，在营销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保持资金流转的通畅，不能把过多的资金积聚在自己的手中，这就叫做“无息币”。不要看轻薄利，在资金加速运转的情况下，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增加利润的效果。而一味地囤积居奇，抬高物价，则有可能血本无归。这就是“无敢居贵”。毕竟高额利润不可能时时存在，薄利多销实际上就是将风险转化为利润的最佳方法。范蠡认为谷贱伤农，太贵又伤害商贾的积极性，因此缩小价格波动的幅度，无论对商家和买家来说，都是最受欢迎的。

4、务完物

“务完物”意即一定要保证所经营的货物质量。在采购货物时，对易腐烂的东西，切勿长期存储，贪图价高；还要防止以次充好，坑害消费者。务指一定，是强调的意思，说明对产品质量的看重。

5、择人任时

“择人任时”是指范蠡的经营策略。商业经营需要认真选择贸易伙伴和良好的贸易时机。“择人”强调的是职业道德，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是“与时逐而不在责于人”。“任时”强调的是贸易时机的预测。“择人”与“任时”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有机联系，既不可只顾贸易伙伴的和谐而放弃适宜的贸易时机，更不可看准了贸易时机而认钱不认人。

计然之策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范蠡使用计然之策中的五条，在十年之中将越国建设得国富民强，报复了强大的吴国，成为历史上着名的以弱胜强的实例。而范蠡在功成名就后弃官，也是他为人聪明、深明道理的明举。范蠡研究了商业经营的地理条件，看中“陶”地处中原，四通八达，有利于事业发展，因而选择了陶地定居，将计然之策用于家庭的经商活动，“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获得了“陶朱公”的称誉。

世传经学的东武伏氏家族发展史

解读百家姓伏姓。看世传经学的东武伏氏家族发展史。伏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但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与台湾省均未进入前三百大姓，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一百十四位门阀。

伏姓文化之东武伏氏家族

伏胜，世称伏生，字子贱，济南人，曾为秦始皇博士。禁儒焚书时，伏胜逃回故里，将《尚书》壁藏之；后反秦兵起，伏胜流亡各地。汉朝建立后，伏胜回旧居，求其藏书，亡数十篇，仅得29篇。伏胜设馆传授齐鲁间，于是山东大师无不涉及《尚书》。

汉文帝时，儒家经书已恢复了合法地位。当时朝廷欲传《尚书》，苦无书本，闻济南伏胜能治《尚书》，欲请往长安讲学，但伏胜年已90余，行走困难，乃诏使太常掌故晁错前往求之。伏胜老不能言，使其女羲娥传之于晁错，于是《尚书》得以传遍全国，世称《今文尚书》。

汉武帝时，伏胜的六世孙伏儒，授经东武（诸城），并移家于此，世居城西北境浯水之滨，因伏氏留，故称“伏留”村，今仍称之（今属安丘市临浯镇）。伏儒移家东武，世传经学，历代不衰。其后代均禀承家训，传授经书，名儒辈出，并以经学与两汉王朝结成了不解之缘，成为位列三公的儒林重臣、显赫当朝的帝王贵戚。

伏胜八世孙伏理，伏儒之孙，是在东武继祖传经的名儒。伏理，字君游，师从匡衡受《齐诗》，着名于世，颇有影响，世称“匡伏之学”。伏理为当代名儒，以《诗》授汉成帝，后为高密王（刘宽）太傅。其子伏湛、伏黯，俱为当代名儒，国之重臣。在伏氏家族中，伏湛及子伏隆，在东汉初年为光武帝开拓安定局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伏湛，字惠公，伏胜九世孙，少传父业，以《齐诗》传授弟子数百人。汉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王莽时，历官绣衣执法（皇帝的绣衣御史），更始时为平原太守（郡治今山东平原县南）。时天下大乱，刀兵四起，群雄割据，惟独伏湛处之泰然，讲《经》不废。尝谓其妻说：“一谷不登，国君彻膳，今民皆饥，奈何独饱？”（清乾隆《诸城县志》）从此全家都食粗米，把节省下来的粮食及俸禄，全部拿出来赈济乡里，一时到他家寄食的百余家。这时平原郡府中有一门下督，力劝伏湛起兵。伏湛恐其惑众闹事，断然斩之，悬首城门示众，于是吏民信服，人心大定，全郡赖以得安。

东汉初建，局势很不稳定，一面是农民起义攻城略地，一面是群雄割据。新建东汉王朝国库空虚，官事杂乱无章，亟待恢复整顿。光武帝闻知伏湛是名儒重臣，便征拜为尚书，命他主持修复西汉的各项章程制度，以应付、扭转当时的困境。此时大司徒邓禹在关中忙于同赤眉军作战，无暇顾及内政。光武帝遂又拜伏湛为大司徒司值，代行大司徒事。光武帝每次出征，常留伏湛镇守京都，总揽朝政。建武三年（27），伏湛代邓禹为大司徒，封阳都侯。当时彭宠反于渔阳，攻陷蓟城，自立为燕王。刘秀要亲自征伐，伏湛上书谏阻，帝从之。后来彭宠为其家奴所杀，渔阳平定。与彭宠反叛的同时，又有徐异卿拥众万余人，据有富平（山东阳信县东南），东汉官兵屡攻不下，但徐等声言：“愿降司徒伏公！”刘秀乃遣伏湛前往招降，徐异卿等即日归服。建武五年（29），刘秀率兵东征张步，伏湛奉命留守洛阳。在一次祭祀高庙时，河南尹与司隶校尉在庙中争论，触犯了宗庙尊严，伏湛身为大司徒没有举报，因而被免官。建武六年（30），改封为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侯。后来，南阳太守杜诗上疏推荐重新起用伏湛。建武十三年（37），朝廷再征伏湛入朝，拟拜为尚书，未到位，中暑病死。光武帝亲临吊祠，并遣使者送丧、修冢。伏湛性孝友，重文德，以礼乐教化为首。正如南阳太守杜诗一再赞扬他“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经为人师，行为仪表”，“公廉爱下，好恶分明，累世儒学，素持名信，经明行修，通达国政”（《后汉书·伏湛传》）。这些评语，证明了他的为人。他以一介儒生，步入政坛仕途，无论在地方还是中廷，始终以安境保民、维持和平为己任，既符合人民乱极思安的愿望，也为东汉王朝安邦定国起到了很大作用。这恐怕就是他拜相封侯的主要原因吧。

伏湛之弟伏黯，字稚文，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勋，无子，以兄子伏恭为后。伏恭，字叔齐，少传黯学。建武四年（28），为剧县令（今山东寿光一带），施政13年，以惠政公廉而闻名，青州举为“尤异”，经太常考试经学，名列第一，拜为博士，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北州多为伏氏学。永平二年（59），拜为司空，官位显赫。其父经学，句繁多，不易记忆，伏恭乃减浮句，定为20万言。伏恭在职九年，以病告归东武。永平十五年（72），汉明帝驾兴琅琊，以三公礼仪引见伏恭。建初二年（77），汉章帝举行飨礼，尊伏恭为三老。元和元年（84），年九十而卒。

伏湛有二子，长子伏隆，次子伏翕。伏隆，字伯文，少以节操立名，初任郡督邮。建武二年（26），山东张步兄弟各拥强兵占据齐地，其他农民起义军也活动在青、徐一带。光武帝深知伏隆素重节操，可以委以重任，于是特地拜他为大中大夫，命他持节赴青、徐二州进行招抚。伏隆亲撰檄告，陈说利害，晓以大义，群盗大悟，纷纷归降。张步也遣使者随伏隆赴洛阳上书，并贡特产鳆鱼，表示归汉。同年冬天，光武帝又拜伏隆为光禄大夫，再次派他赴齐地，进一步安定东方，并特诏他有权任用县令以下官吏。经伏隆的招抚工作，齐地的各种势力多来归顺，局势基本稳定。光武帝嘉奖其功，把他比作郦生（即郦食其，曾劝说齐王田广归汉高祖刘邦，不战而下齐七十余城），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建武三年（27），伏隆第三次奉诏赴齐，拜张步为东莱太守。其时，割据河南、山东交界的梁王刘永，自称天子，遣使立张步为齐王。张步贪图王位，最终背汉，并力劝伏隆助其割据青、徐二州。伏隆坚拒不从，寻机派人向皇帝上书：“臣伏隆奉使无状，受执凶逆，虽在困厄，授命不顾。又吏人知张步反叛，心不附之，愿以时进兵，无以臣隆为念。臣隆得生到阙廷，受诛有司，此其大愿；若令没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长累陛下，陛下与皇后、太子，永享万国，与天无极。”（清乾隆《诸城县志·忠烈传》）。光武帝得到奏表，召其父伏湛，流涕示之，说：“隆可谓有苏武之节，恨不且许而遽求还也！”不久，伏隆果然为张步所杀。噩耗传来，全朝哀恸。建武五年（29），张步平定，光武帝亲至山东，为伏隆治丧立冢，并任其子伏瑗为郎中，以资表彰。

伏湛次子伏翕，嗣爵，卒后有子伏光，嗣爵。光卒，子伏晨嗣。伏晨娶尚平公主，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孙女为顺帝贵人。卒后，子无忌嗣。自此之后，伏氏家族成为汉帝的贵戚。

伏无忌，伏湛玄孙，嗣侯爵，幼承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136），诏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元嘉中，桓帝复诏伏无忌与黄景、崔实等，共撰《汉记》。伏无忌自采集古今文献，删繁举要，号曰《伏侯注》。唐代李贤注：“其书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为八卷，见行如今。”现存的《伏侯注》，是茆泮林、黄奭等人从《后汉书》等书的注中分别辑佚而成的，其内容共分天文、郡国、帝号、陵寝、祭祀、汉制、灾异、瑞应等，约计280余条。时间最早的只有“孔子生”一条，其次有关秦事二条，其余都是记述两汉时的事。可见残缺是很严重的。《伏侯古今注》中有很多颇有价值的记载。

其一，关于东汉户口垦田的记载。《续汉书郡国志》刘昭补注云：“伏无忌所记，每帝崩，辄最户口及垦田大数，今列于后，以见滋减之差焉。”汉代户口垦田缺乏系统的记录，由于伏无忌所记，东汉自光武帝以后，历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八个年代的户口垦田数字，始可得知。这是我们今天研究东汉户口垦田状况的惟一依据。

其二，关于汉代制度的记载，如成帝鸿嘉二年（前19），令民得买爵级千钱；光武帝建武六年（30）三月令郡太守诸侯相病，丞、长史行事，八月省都尉官；十四年（38）罢边郡太守丞、长史领丞职；二十六年（50）四月增吏俸等等，都是汉代官制、爵制的重要资料，经常为汉史学者所使用。

其三，关于自然现象的记载最为系统。如光武帝到质帝百余年间的天文变化（如星辰、日食）、自然灾害（旱、水、雹、蝗灾）等。其中虽然掺杂了一些封建迷信，却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自然科学等。

其他如《后汉书·刘盆子传》仅记赤眉军至郑，立刘盆子为帝。而伏无忌则记赤眉军立刘盆子于郑北桔枞山下，给我们留下了赤眉军初建政权的具体地点。又如伏无忌记秦钱半两，径寸二分，重十二铢（秦制，二十四铢为一两，故半两为十二铢），榆荚钱重三铢，这也是研究秦汉货币制度的有用资料。

伏无忌之子伏质，嗣官大司农；伏质之子伏完，袭爵不其侯，娶汉桓帝女阳安公主，官为侍中。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专权，关东各州兵起讨伐董卓，董卓逼汉献帝西迁长安。伏完也以侍中身份随献帝西迁。到长安后，女伏寿被选进宫廷为贵妃。王允献计杀董卓后总揽朝政，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攻破长安，杀司徒王允，自立为将军，专擅朝政。兴平二年（195），伏寿被立为皇后，伏完迁执金吾，负责卫戍京师。时值大饥之年，李、郭为了争权，又互相攻伐，焚烧宫室，长安成了荒凉的屠场，于是在诸将护卫下又还都洛阳，洛阳也同样破败不堪。史称：“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以下，自出采稆（一种野谷），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洛阳也不是久居之地，汉献帝成了无所归依的流亡皇帝。曹操闻之，乘机把汉献帝迎至许昌，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独揽大权。从此汉献帝成为傀儡，而曹操却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其统一中原创造了最有力的条件。汉献帝建都许昌以后，伏完为辅国将军，仪比三司，但在曹操专权下，曹氏党羽亲信充满朝廷。伏完为保自身，处处小心谨慎。为了避贵戚之嫌，主动缴上将军印绶，退居中散大夫。不久，汉献帝为了保全自己，把他迁为屯骑校尉，领宿卫兵。建安十四年（209），伏完死，其子伏典嗣爵，但宿卫兵皆曹氏亲信，伏典只能保全禄位而已。

伏完之女伏寿，兴平二年（195）立为皇后。建安十四年（209），曹操惨杀董承一家，其女董贵妃也株连被害。伏皇后痛之，写信给伏完，密图曹操。伏完惧怕曹氏权势未敢举动。建安十九年（214），即伏完死后六年，事泄，曹操大怒，派华歆勒兵入宫，收捕伏皇后。伏皇后藏于夹壁中，被兵士拖出，押往外殿。适值献帝与御史大夫郗虑坐谈，伏皇后披发跣足，执帝手泣曰：“不能复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结果伏皇后关在暴室中幽囚而死。所生二皇子，也被酖死。其兄弟及宗族被株连而死者数百人。娘家亲母樊盈等19人，也被流放涿郡。东武伏氏家族至此凋零殆尽。

东武伏氏家族自伏儒始，共延续11世，经历西、东两汉。由于世传经学，为汉王朝所重，不但位列三公，而且成为帝王贵戚，东州号为“伏不斗”，为汉王朝定国安邦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伏氏家族与汉王朝结成了不解之缘，竟然达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由此可见经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伏生所创立的学派的伏氏尚书学派

解读百家姓伏姓。文化浅说之伏生所创立的学派的伏氏尚书学派。伏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但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与台湾省均未进入前三百大姓，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一百十四位门阀。

伏姓文化之伏氏尚书学派

伏氏尚书学派是由秦汉之际的伏生所创立的学派。伏生，字子贱，战国、秦、汉时期济南（今山东济南市章丘县）人，曾为秦博士。汉文帝时，寻找精通《尚书》者，闻济南伏生曾经研习，想召见。但伏生已经年逾九十，老不能行。于是诏遣晃错向他学《尚书》。秦朝禁书时，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中。西汉初年，伏生取出所藏《尚书》，已经佚失几十篇，仅剩二十九篇。就用它来教授齐、鲁地方的学生。齐、鲁学者从此颇能讲《尚书》，山东儒学大师也无不涉足《尚书》以教学生。伏生传授《尚书》给张生、欧阳生，后张生任博士。此后，周霸、贾嘉都颇精研《尚书》。晁错是伏生的最后一位亲传弟子。伏生因为年迈，语言有障碍，教晁错时，由其女儿给传言。又因受方言影响，晁错有十之二、三还不能彻底弄清，只是了解大意。伏生师徒传承《尚书》，形成伏氏尚书学派。

学术见解

伏氏尚书学派对经文有自己一见解。“教授民时”，伏氏释为，黄昏时张星座在南方标志春季，可以种谷子。黄昏时火（心宿）星座在南方标志夏季，可以种糜子。黄昏时虚星座在南方标志秋季，可以种麦子。黄昏时昴星座在南方标志冬季，应该收藏。收藏掩盖粮食、围猎禽兽、砍伐树木，都应该报告天子，以便天子从民间抽取赋税。因而天子向南方观察，根据二十八宿先后运行到正南方的具体情形，可以判知民间农事的缓急。忙季就暂不收取赋税，暂不调发徭役。

“辩在朔易，日短星昴。”伏氏释为，朔，开始的意思，因为冬季来临，天子命令三公谨慎地收藏掩盖粮食，关闭城门，紧密封锁边境，而进入山林泽治去围猎，这样才能顺应天然规律，才能促进冬季以固藏为主任务的完成。“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伏氏认为，璇，还的意思；玑、微的意思。他本身变动得些微而所使动的很大，叫它做璇玑，所以游玑指的北极。受，指舜。上日，即元日。万物没有天就不能出生，没有地就没有地方存在，没有春季就不能萌动，没有夏季就不能滋长，没有秋季就不能收获，没有冬季就不能收藏，所以《尚书》说“湮于六宗”。

“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伏氏认为，见到诸侯，询问他治理侯国的百年大计如何；命太师诵唱诗歌，用来观察民间风俗；命开放墟市招徕商贩，用来观察民间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山川各位神只有不供奉的，定罪为不敬，对不敬神的要削夺领地；对宗庙有不按时祭祀的，定罪为不孝，对不孝敬祖宗的要降黜封爵；对变礼制改音乐的，定罪为不服从，对不服从的要流放；如有改制度和衣服的，定罪为背叛，对背叛的要讨伐；而对有功的，要赏赐他。

“五服五章”，伏氏释为，天子的衣服，花纹有雉鸡、作绘、祭器、藻火、山龙；诸侯的衣服，花纹有作绘、祭器、藻火、山龙；子爵男爵的衣服，花纹有祭器、藻火、山龙；大夫的衣服，花纹有藻火、山龙；士的衣服，花纹有山龙。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伏氏，认为，元首。指君：股肱，指臣。“施章乃服”，伏氏释为，分别上与下。伏氏又认为：古代诸侯，开始受封就有采地，统治一百里远的诸侯给采地三十里，统治七十里远的诸侯给采地二十里。统治五十里远的诸侯给采地十五里。以后子孙虽然因罪被贬黜，但采地不被剥夺，使其子孙中贤良者守持着，世世代代用来祭把开始受封的人。这就叫做“兴灭国，继绝世”。《尚书》说：“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伏氏释为，圣人，就象平民的父母。母亲能生他，能养他，父亲能教育他，指导他。圣人却周到地具备这一切：能生他，能养他，能教他，能导他。修城廓使人民定居，筑房屋，给人民安身，建立庠序学校便利人民受教育，治理土地供人民饮食。

“作新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伏氏说，周公想作礼乐，犹豫三年不能进行。顾虑百官贵族鄙视他的言论而不听从，鄙视他的举止而不跟随。想把礼乐作得恢宏些。恐怕天下不理解自己，想把礼乐作得紧缩些，又恐怕不能宣扬父母的功迹恩德。考虑再三以后，便营建东都洛邑，通过这项活动观察天下人的思想动态。于是，阂公看到各地的诸侯，率领他们的百官、族人，都就值去建筑他们应该承担的宫殿。周公说：“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周公敢作礼乐。

“越维有胥赋小大多正”，伏氏说，古代十税一，多于十税一叫做“大桀、小桀”，少于十税—叫做“大貊、小貊”。实行王道的人，十一而税，从而听到倾扬声四起。

汉代伏氏家族事迹与经学研究

解读百家姓伏姓。看汉代伏氏家族事迹与经学研究。伏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但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与台湾省均未进入前三百大姓，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一百十四位门阀。

伏姓文化之家族事迹

“儒士”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儒士”作为政治和文化的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随着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与政治的结合日益紧密，并逐渐发展成为经学。

随着经学在学术的发展，经学的传授由注重“师法”转而注重“家法”。

及至东汉，各家又分别以“家法”传授，家学大抵先在父子兄弟间相传授，然后传授弟子。

因此，在汉代尤其是东汉，家学是贯穿家族文化传统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下，家学累世相传逐渐形成了累世经学，即史籍所载之“传父业”，“修父业”。

其传授虽时有间断，但基本上能延续数代，形成经学世家。

在通经致仕的汉代，广大士人为了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积极入仕，通经与入仕相结合，累世经学逐渐地发展成为累世公卿，由此形成了若干经学世家。

汉代伏氏自秦博士伏胜，迄于孝献皇后伏寿，经两汉，历十六世，约四百三十余年。

自始祖伏生起，累世经学，代为帝师，位至宰辅，世卿世禄皇室贵戚。

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与其后世所传《齐诗》“伏氏之学”，都在两汉学术史及后世的儒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章第一章概述伏氏家族事迹。

介绍伏姓起源，追溯其姓氏历史以及两汉伏氏世系，兼论伏氏家族所处齐鲁之地学术文化氛围及伏氏与两汉政治的渊源，其家族成员累世经学，位至宰辅，有东武“伏不斗”之称。

本章介绍代表人物的政治经历和贡献并同时阐释了伏氏家族消亡的过程和原因。

秦汉之际的伏生是东武伏氏发展成为经学世家高门大族的关键人物。

伏生精通《尚书》，曾任秦博士，伏生于秦术乱世保护文化典籍，以所学《尚书》教授齐鲁之间，开创《今文尚书》学，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发扬做出巨大贡献。

文章第二章对伏生个人生平经历及反映其学术思想的《尚书大传》进行研究阐释的同时对《今文尚书》在汉代的师承流传情况也进行了简要介绍。

伏氏家族后代延续了伏生传经授业的传统，世传《齐诗》伏氏之学，出现了一批闻名于当世的学者，本文对其着作及其中蕴含的学术思想进行阐释。

文章也介绍了两汉《诗》特别是《齐诗>发展状况及学术特点。

以上为第三章内容。

文章最后对伏氏家族累世经学并长盛不衰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累世经学从而成为经学世家包括政治文化两个发面，官吏队伍的儒学化、经学化，既是汉代最高统治集团借助儒家经学来统一思想，加强思想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又是儒学广泛传播和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由于政治利益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典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经学迅速繁盛起来。

同时封建君主的个人提倡，政治力量与经学的联姻。

汉代选官制度以及君主帝王的个人学术偏好是其政治原因，经学的传承与发展是其文化主线。

本文从东武伏氏家学发展史与两汉经学发展相互关系入手，重点探讨东武伏氏的家学发展状况以及其历经两汉而长盛不衰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伏氏家学在两汉经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及两汉经学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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