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托尔斯泰的小说 托尔斯泰写的复活的结局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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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托尔斯泰的小说 托尔斯泰写的复活的结局改写（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个名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
的小绿棒的故事。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期间，对卢梭的学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离开大学后，成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曾力图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却不被农民所理解。这段经历后来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处女作《童年》（1852）通过对小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聪颖、敏感、感情热烈，并爱作自我分析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它与后来作家写就的《少年》和《青年》构成了自传三部曲。在高加索期间，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如《袭击》和《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等。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朴实的山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发。这在他后来完成的作品《哥萨克》中有清晰的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曾在前线坚守一年。他为此写出了三篇总名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的特写，以严酷的真实抨击了畏敌如虎的贵族军官，赞美了普通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退役回到家乡后，曾为农民子弟办学，后因沙皇政府干预，学校夭折。期间，他两次出国，并写下了《暴风雪》、《两个骠骑兵》、《卢塞恩》、《阿尔贝特》、《三死》、《家庭幸福》和《波里库士卡》（1863）等小说。60-70年代，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激变。他否定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站到了宗法农民的一边。这时，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他写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和《活尸》，中篇小说《霍尔斯托麦尔》、《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如果说与聂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和官方教会，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
为此，托尔斯泰遭到当局和教会的迫害，还被革除教籍。然而，托尔斯泰在人民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托尔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和《舞会之后》等优秀作品。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列夫·尼克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Толстой)
(1828～1910) 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51～1862)这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型。
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家庭幸福》(1858～1859) ，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在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1857～1858) 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吉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1863～1880) 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至1861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66～1869)。这不是遁入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展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从1805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出现于前景的是两种类型的贵族。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薰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属于这类贵族的还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们两人都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中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后安德烈因负伤死去，彼埃尔将成为十二月党人。
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适成对照。小说还把库图佐夫写成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于单纯、平凡中见伟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西欧的傲慢自负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绪，听任事物的客观发展，因此高于拿破仑并取得对后者的胜利。
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
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宁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进步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新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原来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转移，主要是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而冷酷的道德的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
《复活》概要:小说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本是一个贵族地主家的养女，她被主人的侄子、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公爵诱奸后遭到遗弃。由此她陷入了苦难的生活，她怀着身孕被主人赶走，四处漂泊，沦为妓女达八年之久。后来她被人诬陷谋财害命而被捕入狱。十年后，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审理玛丝洛娃的案件。他认出了被告就是十年前被他遗弃的玛丝洛娃，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为了给自己的灵魂赎罪，他四处奔走为她减刑。 当所有的努力都无效时，玛丝洛娃被押送去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与她同行。途中，传来了皇帝恩准玛丝洛娃减刑的通知，苦役改为流放。这时的说揭露了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触及了旧法律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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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托尔斯泰的小说 托尔斯泰写的复活的结局改写（二）
严格的说，《猴子捞月》属于寓言故事，不是神话故事。
神话故事，是包括神鬼的故事和神（鬼）化的英雄传说，猴子捞月显然没有神化的内容。
盘古开天辟地 盘古化生万物 烛龙圣神 巨灵擘山 女娲造人 女娲兄妹结婚 女娲炼石补天 鲲鹏之变 龙伯钓鳌 燧人钻木取火 伏羲的创造发明 天梯建木 廪君和盐水女神 神农鞭药 伏羲 三皇 后稷复苏 黄帝见广成子 黄帝解梦 海龙王宅 赤松子 仓颉 炎帝 嫘...
改写托尔斯泰的小说 托尔斯泰写的复活的结局改写（三）
一、非洲民间故事/African Folk Tales
作者:Hugh Vernon-Jackson，Yuko Green 著出版社:Oversea Publishing House
“当 当 网”有卖
二、非洲民间故事
1.马达加斯加吃人树
在非洲的文化里，树一般都有着好的寓意。人们用树木来取火，牲畜们以树叶为食，蜜蜂和鸟类在树木上栖息，而树木也是用来做非洲鼓和小舟的绝佳原料。在非洲的文化中，树是有灵魂的，他们倾听和庇护着人类。然而在马达加斯加，树也有着恐怖的角色，那就是树可以抓人!他们张开树皮将人生吞，而那些受害者的亲属和朋友可以听到受害者在树干中的挣扎和呼喊声。只有唯一的一种方法可以拯救，那就是用钱收买啄木鸟，用啄木鸟锋利的嘴拙开树干，将受害人解救。
2. Oi,病疾巫师
在西肯尼亚埃尔贡山生活着的苏客人，是一帮勇敢的猎人和武士。相传他们的部族是十九世纪移居于此的强大Massai-Samburu的后代，他们决定放弃以往不停征战的生活方式而选择在kerio山谷息事宁人的牧人生活。在他们的信仰中，他们认为疾病以及痛苦的根源都在于oi,病疾巫师的掌控，他有法力能降魔驱妖，当祭祀施法来去除恶灵时，他会来带走清空患者的房间。当人死后，死者的亲友会在埋葬死者后，刮面而表达对于死者的思念，之后搬离死者房屋。这样的仪式会持续到下一轮新月升起之时。而对于游牧民族的苏客人来讲，这样的流浪已经习以为常。
3. 死而复生
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尼日利亚约鲁巴部族的传说，约鲁巴人认为人死后会以转世的方式复活，而这个转世的新生命，无论是在相貌上还是性格上，都会与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新生的男孩与他的祖父相似，那么就会命名为Babatunde。而女孩则命名为Yetunde.当濒死之时，死者的灵魂会通知他的亲属，来告知他们自己即将的去向，更灵异的是，他们认为，如果人在很年轻时死亡，他的魂魄会飘到另一个村落继续生活下去，甚至可以娶妻生子，而不被人发觉。之后他又以同种方式死去，而他可爱的妻子，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的丈夫是一个鬼魂。
4. 基库尤人的故事
关于非洲最著名的部落传说，或许要属生活在肯尼亚山的基库尤部落了，人死以后，魂魄会变得毛骨悚然，如果死者是被谋杀，死魂恩格玛会紧随杀人犯直至杀人犯被折磨得自投罗网!年纪越大的死者，越值得敬畏，他们死后，会为他们举办更为隆重的仪式，来取悦他们的魂魄，不过万幸的是，不太重要的人的魂魄，并不总是那么危险。
5. 大象的起源
大象拥有极高的智商，因此砍巴人认为他们一定是从人类而转变而来的。相传，一个十分贫穷的人去请教一个叫Ivonya-Ngia的善人如何减轻他的痛苦，他拒绝了善人救济他的礼物---牛与羊，而选择问他如何能使自己变得富有，那名善人给出了一个奇怪的回答，他给了那名穷人一瓶膏药让他涂在他妻子的虎牙上，然后等牙长长了拿来卖钱。他照着善人所说的去做了，果真他的妻子长出了一双硕大的牙，于是他拿到集市上卖，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用牙换回了一群的牛羊。可是他的妻子拒绝了他再次拔牙的请求，于是她的牙越长越大，她的身体也越长越大，皮肤变得也越来越糙，终于他们的草房容不下她，于是她冲出了他们的房间，而奔向森林，成为了一只大象。当他的丈夫找到她时，她已经繁殖了好多只健康的小象，在丛林中自在的游荡。
6.猎人、猫与鳄鱼
一位猎人远行打猎，在一个地方正在烤吃猎物的肉时，一只饿猫过来，求猎人给它一些肉吃。它说：等将来它会报答猎人的。猎人满足了猫的要求，然后猫就走开了。
第二天，猎人寻找猎物时在深草丛中发现了一只鳄鱼。鳄鱼告诉猎人说它在前一天登陆找猎物时离水太远，现在无法返回去了。并说，要是猎人肯帮它，它就捞五次鱼来报答他。猎人就用一根绳子，拴住鳄鱼的一条腿，带着它到了水边。鳄鱼千恩万谢，说它一定报答猎人，然后就跳进水中了。很快地，鳄鱼给猎人弄来了四次鱼，但它放置鱼的地方，一次比一次靠近水边。而且说它很疲劳了。最后一次，它索性把带来的鱼放在深水中，说她实在没力气弄到岸边，让猎人自己下水去拿。可猎人刚走入水中，那鳄鱼突然张开大口，咬住猎人的脚，把他拽入水中。很快把他拖到一个小岛让，招呼它的弟兄们过来享受大餐。
猎人对四面八方赶来的鳄鱼说：我帮了你们的朋友，它反过来要吃我，你们说这公平吗?鳄鱼们对他说：咱们先听听四个意见，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公平。于是猎人就向先后飘来的一张烂席、一块破布和一匹老马征求它们的意见，看鳄鱼这么做是不是公平。烂席、破布和老马都因为人们嫌它们旧了破了或老得不中用了抛弃了它们而感到非常生气，它们说，如果人类这样对待用过的物品是公平的，那么鳄鱼对待猎人也是公平的。
最后，猎人帮过的那只猫也来了。这是猎人征求意见的最后一个机会。猫听了猎人的描述，不冷不热地说：这个我也说不准。我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词。我还得听听鳄鱼是怎么说的。鳄鱼就抱怨说猎人是用绳子拴着它，把它强行拖到水中的。猫说，你说的这些我不太相信。你最好让猎人再用绳子把你拴上，咱们一起到事发地点亲自演练一次，我才能做出决断。于是他们就一起到了猎人搭救鳄鱼的地方。这时，猫让猎人撇下鳄鱼，他们两个离开了。任凭鳄鱼怎么喊叫都没有用。
我会继续学习，争取下次回答你
改写托尔斯泰的小说 托尔斯泰写的复活的结局改写（四）
石榴树的传说
玉皇庙历史悠久，古树很多，其中有200年以上的黄杨和冬青，后院那棵600岁的老石榴树，更引人注目。俗话说夏日石榴红似火，而这棵老石榴树开的却是白花，结的也是白色果实。与这老石榴树相对的是一棵茁壮的小石榴树，它开的是红花，结的是红果红籽。
它们一老一少，成为玉皇庙内的一景，被人称为“童叟奇观”。每年六、七月份，石榴花开，红白相间，分外妖娆美丽。到了石榴果实累累挂满枝头时，笑迎着游客，别有一番景色。
说起这棵苍老虬曲600岁的老石榴树，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革命老前辈，不仅关心祖国人民的安危，也关心大自然草木的生存。1964年，有人想把这棵老石榴树砍掉。
此时恰逢董必武副主席在烟台，得知有人要砍掉这棵历史久远的老树后，他感慨地说：“这历经沧桑的老石榴树不能杀，留着让人们看看它是怎样一代接着一代活下来的，作为历史的见证。”就这样，董必武的一句话，600年的老石榴树得而复生。
想必树木也有情，老石榴树为报答董必武的救命之恩，从此为迎接国内外的宾客而开花结果。所以今天我们还能再次欣赏到这“童叟奇观”的景致实属不易。
2、黄帝见广成子
远古仙人广成子驾玄鹤来到崆峒山，只见林木葱茏，幽谷滴翠，泾河与胭脂河如两条素练环山而流，山清水秀，风景如画，便想住下来养神化气。但美中不足的是，崆峒山还不够高，不足以隔断尘嚣，影响修炼。玉帝知道后，立即派二郎真君挑泰山之石加高崆峒山。
二郎真君神力无穷，往来如飞，不日即将崆峒山加高到天廷准许的高度。最后挑来的两块和房子一般大的巨石，不能往上加了，只好丢在山下，这便是今天人们看到的“二郎石”。
3、孟姜女哭长城
相传秦朝时,秦始皇建长城时，劳役繁重，青年范喜良和女子孟姜女刚新婚三天，范喜良就被迫出发修筑长城，不久因为饥寒劳累而死，尸骨被埋在长城墙下。
孟姜女身穿寒衣，历尽了千辛万苦才终于来到了长城边，得到的却是丈夫死亡的噩耗。孟姜女在长城上哭了三天三夜，忽然长城就此坍塌，露出了范喜良的尸骸，孟姜女安葬范喜良后于绝望之中投海而亡。
4、梁山伯与祝英台
中国古代东晋时，浙江上虞祝家有一女祝英台，女扮男装到杭州游学，途中遇到会稽来的同学梁山伯，两人便相偕同行。
同窗三年，感情深厚，但梁山伯还是不知祝英台是女儿身。后来祝英台中断学业返回家乡。梁山伯到上虞拜访祝英台时，才知道三年同窗的好友竟是女红妆，欲向祝家提亲，此时祝英台已许配给马文才。之后梁山伯在鄞当县令时，因过度郁闷而去世了。
祝英台出嫁时，经过梁山伯的坟墓，突然狂风大起，阻碍迎亲队伍的前进，祝英台下花轿到梁山伯的墓前祭拜，梁山伯的坟墓塌陷裂开，祝英台跳入坟中，其后坟中出现一对彩蝶，双双飞去。
5、西湖龙井的传说
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来到杭州龙井狮峰山下，看乡女采茶，以示体察民情。这天 ，乾隆皇帝看见几个乡女正在十多棵绿荫荫的茶蓬前采茶，心中一乐，也学着采了起来。
刚采了一把，忽然太监来报：“太后有病，请皇上急速回京。”乾隆皇帝听说太后娘娘有病，随手将一把茶叶向袋内一放，日夜兼程赶回京城。其实太后只因山珍海味吃多了，一时肝火上升，双眼红肿，胃里不适，并没有大病。
雷公电母 来源：未知 浏览次数：2701次 添加日期：2008-1-18 雷公司掌天庭雷电。雷公名始见《楚辞》，因雷为天庭阳气，故称“公”。雷公长得象大力士，坦胸露腹，背上有两个翅膀，脸象红色的猴脸，足象鹰爪，左手执楔，右手持锥，身旁悬挂数鼓。击鼓即为轰雷。 雷公电母之职，原来是管理雷电。但是自先秦两汉起，民众就赋予雷电以惩恶扬善的意义。认为雷公能辨人间善恶，代天执法，击杀有罪之人，主持正义。 中国古代求雨习俗 求雨习俗并非中国所独有，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不同文明的民族中都曾有过求雨习俗。求雨是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也是人们使用某种类似的巫术的方法祈求上苍满足自己愿望的古传习俗。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牧生产为主的国度，雨水是农牧生产的命脉，影响到粮食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库的收入与王朝的稳定。所以，求雨受到了历代朝廷的重视，从皇帝到知县，每遇天旱，都要设坛祭祀。祭祀时，贵为一朝之君的天子也要向龙王下跪、并作为一种典章仪式，有专门的规范载于典籍。如山西，每逢岁旱，“设坛于城隍庙。先期，县公行二跪六叩首礼毕，复跪拈阄，请某处龙神取水。传示乡民洒扫街道，禁止屠杀活命，各铺户、家户门首，供设龙神牌位、香案。僧众、架鼓吹手，出城取水迎龙神。知县率僚属素服步行出城外，迎接入城，供奉雨坛，行二跪六叩首礼。每日辰、申二时，行香二次，乡老、僧众轮流跪香，讽经、典史监坛，利房照料香烛。如是者，三日，得雨，谢降撤坛，派乡老送水；旱甚，率僚属斋戒，出祷风去，雷雨，山川坛，进遍祷群庙。” 而在中国民间，农民普遍认为，天旱是因为得罪了龙王爷，为求得龙王爷开恩，赐雨人间，就举行一系列形式各异的祭祀、祈祷仪式来求雨。求雨习俗在中国北方的河南、山东、河北、山西、东北、西北都流行甚广，但尤其以山西为最。人们为求风调雨顺，采用各种办法求助于神灵，有以牲畜供献的，有以人祷者，还有抬着神位神像游乡展示以娱神的。此外，还有专门用于惩罚旱魃的象征性表演；有求雨神的，有扎泥龙、草龙挥舞，也有在大门垂柳插技、还有的捕捉蛇、鱼、蛙等戏水动物作祈雨生物。 在山西晋中一带，习俗中有所谓“七女祈雨法”。在祁县一带，天旱时，由村里挑选出七个聪明伶俐、品性兼优、家门兴旺的年轻少女进行求雨。其办法是：先把这七个少女家中所用的蜡烛搓配在一起，再以这七家的蜡和七家的炉灰用水调成稀泥，抹在村中一块光亮的方块石头上，上面放一大罐，盛满清水。之后，由七个少女扶着罐子的边沿，一边扶着一边转圈行走，嘴中念着类似于诅咒的求雨辞：“石头姑姑起，上天把雨去。三天下，唱灯艺，五天下，莲花大供。”村里所有人的愿望都由这七个少女向龙神表述。
改写托尔斯泰的小说 托尔斯泰写的复活的结局改写（五）
听妈妈讲民间故事
今天晚上我给妈妈讲的故事的名字叫《送给母亲的鲜花》。我首先清了清嗓子，示意妈妈集中一下注意力，然后端端正正地坐在妈妈面前，绘声绘色地大声朗读起来。不知不觉中，我已完全沉浸在了读文章的感情之中。
当遇到急不可耐地句子，我读得焦急万分；遇到柔和温暖的句子，我读得温柔入情；遇到倍受感动的句子，我读得真情至深。脑袋也随着节奏的变化摇晃着，好似一副文学作家的气派。余光注视着妈妈，妈妈也跟着我的脑袋摇着，摇着，把什么不开心的事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尤其是读到阿姨将小女孩送到她妈妈住的地方时，妈妈更是显出了一副期待的神情。当我读到“她们来到的竟是一座坟墓旁“时，妈妈的眼睛湿润了，我也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终于读完了这个故事，妈妈感动、激动、喜悦的心情一时用笔墨难以形容，她只说了一句话：“女儿，你长大了。”这句话仿佛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直射我心田；仿佛是爱的温泉，在泡洗着我心灵上的尘埃；也仿佛是一根充满母爱的针，瞬间扎入了我的心，顿时，我的鲜血四溅，却也让我们之间的爱比血还要浓。
我喜欢给妈妈讲故事，我以后还会给妈妈讲许多好听的故事。
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事见《梁山伯宝卷》、《华山畿》乐府及《访友记》、《同窗记》传奇，又名《双蝴蝶》。诸多的戏曲剧种都搬演过这一经典的爱情名剧，其中以越剧的《梁祝》和川剧的《柳荫记》最为知名。该剧的大意是：东晋时，祝英台女扮男装前往杭州（川剧为尼山）求学，路遇梁山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兄弟并同窗三载。后，祝英台归家，行前托媒师母许婚梁山伯。十八相送，祝英台以“妹”相许。梁山伯知情，往祝家求婚，此时，祝父公远已将女许婚马太守之子马文才。梁祝二人楼台相会，之后，梁山伯抱病归家，病亡。祝英台新婚之时，花轿绕道至梁山伯坟前祭奠，惊雷裂墓，英台入坟。梁祝化蝶双舞。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人，曾有资料这样记载：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两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侠女，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正面刻“祝英台女侠之墓”，背面详记其事。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梁为浙江宁波府银县县官，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无子，死后入葬时刨出祝之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从此演绎出动人的传说。据悉，“梁祝文化”正在申请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一种世界文化遗产）。另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也成为中国最经典的十大音乐曲目，历演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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