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卖药谋生 杜甫卖药谋生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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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卖药谋生 杜甫卖药谋生完整版（一）
大诗人杜甫怎样卖起药来了？说起来这里包含着诗人生活中一段辛酸的历史。
诗人在
35
岁左右时到达当时的京城长安，在那里他遭到奸臣李林甫政治阴谋的打击，没有考中，经济上一无比一天困窘，为了维持生活，他便设法找到了一个副业——卖药：以送药的方式，作为接受别人帮助的条件，这内含的苦心也实在难言了。
杜甫第二次卖药是在甘肃。公元
759
年，他
48
岁到了秦州（今甘肃天水），生活更加困难。他的诗中出现采药、制药、卖药的句子更多了。如“秦州杂诗”二十首中便有“晒药能无归，应门亦有儿”之语，可见此时连杜甫的妻子也参加制药了。他辛勤地灌溉培育着各种药草，同时也和以前在长安一样，不时派人将药送到城里，换取“药价”。
诗人最后一次卖药就显得更其凄惨。公元
770
年，杜甫
59
岁，穷得连陆上都没有安身住所了，只得住在船上。在湘江下游的潭州，老弱多病的杜甫在渔市上摆着药摊，以维持一家生活。这一年的冬天，这位伟大的诗人便与世长辞了。
从杜甫卖药的历史，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天才的诗人在旧社会里，命运是多么悲惨！
杜甫卖药谋生 杜甫卖药谋生完整版（二）
亲爱的同学们，翻开历史书，或者，问问老师，你们会发现，有一个名字自己可能没有听说过，但却大名鼎鼎啊，那就是——曾国藩。曾国藩号称晚清“第一明臣”，学问着实了得，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最有争议的人物呢？好啦，现在，我就要给大家讲他的一个小故事喽。
话说曾国藩小时候，也像现在的同学们一样，要读书，要考试，当然，也要背课文啦。一天夜里，他又在做这样的功课。手捧一篇文章，摇头晃脑地念呀念。时间悄悄流逝，眼看夜色越来越深，天上的月亮都被云儿遮住了，小油灯一闪一闪地昏昏欲睡，曾国藩依然没有背会那篇文章。这可气坏了一个人！那人躲在屋檐下，蘸湿手指头，捅破窗户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瞄着屋里的曾国藩，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他一直在等待，等待曾国藩背会文章翻身上床呼呼大睡，自己便可入室偷盗。哦，原来是一个贼呀！接下来的情节真是富有戏剧色彩。贼人终于等不得了，忍无可忍，跳将出来，愤怒地对曾国藩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把那篇文章从头至尾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哈哈，我想，这个故事或许有演绎的成分。贼的郁闷有点过火，贼的聪明有点夸张。但是，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一想吧，它告诉我们的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常谈常新的道理，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勤奋永远无敌。
看到一篇篇精彩的作文，总有同学满怀期待地问我，自己怎么做也能写得那样好？我的锦囊妙计嘛，一定有这样一条：坚持练笔。天天写，月月写，年年写，何愁作文不提高？曾国藩，年少时天分并不突出，但后来多厉害；大家看出来了吧，是勤奋创造了奇迹。呵呵，曾国藩把贼都惹火了，那个夜晚，到底翻来覆去，将书读了多少遍？
杜甫卖药谋生 杜甫卖药谋生完整版（三）
黄侃在中山大学任教时，被称为“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所以上课经常缺席，以致于许多学生与员工不认识他。某一学期学校作出新规定，任何人入校，都要佩学校校徽。
这一天，黄侃入校授课，门警因他无校徽而不让进去。他说：“我是教授。”门警说：“管你教授不教授，要有校徽才准进。”他仔细看了门答几眼，然后说：“我看你倒是有校徽，就请你去上课好了！”说完，便把皮包、讲义交给门警，扬长而去。
黄侃和居正是老朋友了，平时去居公馆都无须传报。这天门卫换了个新来的人，不认识黄侃，向他要名片，他大怒道：“我就是名片，你将我拿进去好了！”吵闹声传到居正那里，居正忙赶出来，连赔不是。黄侃忿忿地说：
“我看你这官再做几年，连人都不做了。”居苦笑道：“官本来就不是人做的。”
杜甫卖药谋生 杜甫卖药谋生完整版（四）
一天。孔子带领着子路、子贡、颜渊等几个门生外出讲学。师生们来到海州，天空忽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大作。当地的一个老渔翁把他们领进一个山洞避雨。
这山洞面对着大海，是老渔翁平常歇脚的地方。孔子觉得洞里有点闷热，便走到洞口，观看雨中的海景，看着看着，不觉诗兴大发，吟成一联：风吹海水千层浪；雨打沙滩万点坑。
老渔翁听了忙道：“先生，你说的不对呀！难道海浪整头整脑只有千层，沙坑不多不少正好万点？先生你数过吗？”
孔子觉得老渔翁的活有几分道理，便问道：“既然不妥，怎样才合适呢？”
老渔翁不慌不忙地说，“咱生在水边，长在海上，时常唱些渔歌。歌也罢，诗也罢，虽说不必真鱼真虾，字字实在，可也得合情合理，句句传神。依我看，你那两句应当改成这样：‘风吹海水层层浪，雨打沙滩点点坑。’
浪层层，坑点点，数也数不清，这才合乎情理。”
子路在一旁火了，冲着老渔翁说：“哎哎，圣人作诗，你怎能乱改！”
孔子喝道：“子路！休得无礼！”
老渔翁拍着子路的肩膀说：“圣人有圣人的见识，但也不见得样样都比别人高明。比方说，这鱼怎么打法，你们会吗？”
一句话，把子路问了个哑口无言。
老渔翁瞧着子路的窘态，也不答活，飞身奔下山去，跳上渔船，撒开渔网，打起鱼来。
孔子看着老渔翁熟练的打鱼动作，想着他谈海水、改诗句、议“圣人”、责子路的情形，猛然间发觉自己犯了个大错误，于是把门生招拢在一起，严肃地说：为师以前对你们讲过‘生而知之’，这句话错啦！大家要记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说罢，顺口吟出小诗一首：
登山望沧海，茅塞豁然开；
圣贤若有错，即改莫徘徊！
杜甫卖药谋生 杜甫卖药谋生完整版（五）
在拒台的一角，一位小职员，手中拿着一份《立报》，对另一角的同事，说：“那位顶欢喜骂人的鲁迅死了。”我听了呆了一下，在想：鲁迅先生难道真是顶欢喜骂人的吗？
说鲁迅先生最爱骂人，有陈源（西滢）先生的话在；他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勾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些事实。——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见过赵子昂画画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他又说：“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鲁迅先生和启明先生）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启明先生自己也好象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但是，我还在想，鲁迅先生真是顶欢喜骂人的吗？
大家应该读过鲁迅先生的《坟》的后记吧，其中有一段说：
“至于对别人，……还有愿使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
我的确时常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
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
我们看了这段话，该有点明白了。原来说他欢喜骂人，只是别一方面的误解。在中国，不问批评制度或评论个人，不问正面讽刺或反面冷嘲，总而言之，名之为“骂人”；“骂人”就算是有伤忠厚的。说鲁迅先生爱骂人，把他的批评制度评骂个人正面讽刺反面冷嘲的杂感文字，当作泼妇骂街一例看待，自然只看见他直着喉咙骂这骂那了。
我们把他的文章检讨一下，其中挨过他的辛辣的讽刺的最多是残余的封建制度和思想。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把戏；这把戏是起先看起来有点横厉不可一世，终于渐渐软下去，被利用，被误解，以至销声匿迹，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辛亥革命之变成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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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盘辫子，《新青年》的同伴高升，退隐，留下他一个人在沙漠上走来走去。他于是非常怀疑，因而失望颓唐得很。他觉得他的环境是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这铁屋子的墙头，是用精神文明、国粹、孔孟之道一类砖头砌成的；他于是擎出丈八矛枪向封建制度封建思想挑战；只要是有人做毁坏那铁屋子的工作，他无有不助一臂之力。
既然他所攻击的所讽刺的是一种制度一种思想，则某制度下那一群人当然要挨着他的批评，而某种思想附在某种人身上出现，某种人就要受着他的痛骂。他骂章士钊，骂林语堂，就是骂那些开倒车的思想；骂梁实秋，骂陈西滢，就是骂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的改良主义。这其间，也许夹杂一点个人的恩怨，但读者所以首肯鲁迅先生的批评，并不注意其间有什么个人的恩怨；正因为他批评复古开倒车的错误，指出改良主义的可笑，自有社会的意义，乃加以首肯的。大家既不以为他在讥骂个人，则章士钊、陈西滢等等正与他所幻设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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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我们为什么可以忽略他的批评制度批评思想的重要意义，而单提他的“骂人”这一点呢？
雷峰塔倒掉以后，鲁迅先生曾经在有点畅快之后，写了两篇文章。他所以畅快，就因为雷峰塔一倒坍，西湖十景去其一，至少可以医治医治那传统的十景病。但鲁迅先生知道中国人的十景病害得太利害，根本不懂得讽刺的意义，慨然道：“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他既生在中国，已经命定的为患十景病的国人所误解，到死为止，他所努力的带破坏性的“讽刺”便被人当作“骂人”了。
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悲观色彩很浓厚，那是无可讳言的。（他自己说：
“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于是遵着将令，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又说：“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借用了曲笔，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他为什么带这样浓重的悲观性呢？他的早年生活实在替他埋下很深很深的根。鲁迅先生曾经在《呐喊·自序》提到一句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一句非常沉痛的话。在他的幼年，他的父亲的长期生病，当店朝奉的面孔，名医生和药店伙计的面孔，家境落后的亲戚朋友面孔，都使这小孩的心版上所刻的创痕很明很深，因为他是长子，因为是幼年丧父，因为是炎凉世味，他就发见了一个非常凄惨的世界，他在学习开刀解剖以前，已学习了许多心理的解剖了。有其幼年的世情刺激，再加以壮年的历经世变，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之人。于是他和俄国的安特列夫一样，一无穷尽的孤独淡漠，并且面孔永远只是对着阴黑窗外的陷坑了。（方璧《鲁迅论》说，《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幻想终于破灭，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压迫；但不是被压迫者的引吭的绝叫，而是疲荼的宛轻的呻吟，这呻吟直刺入你的骨髓，象冬夜窗缝里的凉风，不由你不骨毛悚然。）
晚年的鲁迅先生，精神上稍有转变，盖自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和中国苏维埃的成立，给了他一线光明，他从前所认为绝望的没有窗户的铁屋子，好象会有毁坏掉的希望了。近十年间，他的杂感文，比较积极得多；对于制度思想的批评，格外来得努力，若还说这种努力只是以个人的恩怨为主体的
“骂人”，那是真是“瞽者无以语于文章之观”，我不想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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