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生的墓志铭 医生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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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医生的墓志铭 医生的墓志铭（一）

撒拉纳克湖是美国并不知名的一个地方，在这个静静的湖畔有一座坟墓。

九十多年来，一拨又一拨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为了拜谒一位长眠于此的“无名”医生特鲁多博士，也为重温那则墓志铭：“t re ete；t releve ften；t frt ly”流传极广的中文翻译非常简洁而富有哲理：“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有时、常常、总是，像三个阶梯，一步步升华出三种为医的境界。

1837年，年轻的特鲁多医生罹患结核病，只身来到人烟稀少的撒拉纳克湖畔等待死亡。远离城市喧嚣的他沉醉在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中，间或上山走走，打打猎，过着悠闲的日子。渐渐地，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体力在恢复，不久居然顺利地完成了未竟的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于是，特鲁多继续回到城市里行医。奇怪的是，每当他在城里住上一段时间，结核病就会复发，而一旦回到撒拉纳克湖地区，又会恢复体力和激情。1876年，特鲁多迁居到了荒野之地撒拉纳克湖畔。

1915年，特鲁多死于结核病——毫无疑问，他比当时人们预计的要活得长得多。他被埋葬在撒拉纳克湖畔，墓碑上刻着的话，即是他一辈子行医生涯的座右铭。

豆豆摘自《武汉晚报》编辑/静眉

一位医生的墓志铭 医生的墓志铭（二）

有一个犹太男子，想和妻子离婚(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私生女)，妻子不同意。男子说，我迟早会得诺贝尔奖。如果你现在同意离婚，我将来获得的诺贝尔奖金全部归你。妻子当即同意并办理离婚手续。17年后，那男子果真获得诺贝尔奖，奖金果然由妻子获得。

这名男子名叫爱因斯坦，妻子名叫米列娃。

以尚未获取的诺贝尔奖金为筹码，诱导妻子离婚，爱因斯坦可能是全球男性第一人。

相信丈夫迟早会获得诺贝尔奖，并同意以获取诺贝尔奖金为条件离婚，米列娃可能是全球女子第一人。

相信丈夫日后会获得诺贝尔奖依然和丈夫离婚，米列娃是怎么想的？她认为倘若自己不和丈夫离婚，不称心如意的丈夫就无法顺利发现相对论。

令人称奇的是，17年后，丈夫真的获得了诺贝尔奖，更令人称奇的是，丈夫竟然一诺千金地兑现诺言，将诺贝尔物理学奖巨额奖金真的付给前妻。

假设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对夫妻，丈夫或妻子一方图谋离异，另一方不从。离异的那方说我日后会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你现在和我离异，将来诺贝尔奖金全归你，配偶会同意吗？答案不乐观。

所以我们鲜有大师。

摘自《太原日报》 编辑/康良

一位医生的墓志铭 医生的墓志铭（三）

1965年，一个19岁的美籍犹太青年考入了加州大学长滩分校，攻读电影及电子艺术专业。大三时，这个狂热地做着导演梦的小伙子拍了一部24分钟的短片。讲的是一对在沙漠相遇的年轻恋人的故事。

那时，环球公司是每一个想进入好莱坞的电影人梦中的圣地。1968年，该公司的行政长官西德尼•乔•辛伯格偶然看到了这个青年拍的爱情短片。影片刚一放完，辛伯格便激动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对他的助手说：“我认为它棒极了！我喜欢这个导演挑选的演员，以及影片通过演员所表现出来的风格，请你尽快安排这个导演来见我。”

第二天，助手向他报告：查遍资料，原来这个青年并不是导演，只是个大三学生，但不知他是哪所大学的。辛伯格回答：我不管他是什么，也不管他在哪儿，我要见他！

一个星期后，助手费尽周折终于在长滩找到了这个尚在读书的青年。

“我喜欢你的电影。我们签个合同吧。”辛伯格见到这个青年时，开门见山地发出邀请。

青年犹豫地说：“可我才读大三，还有一年才毕业呢。”不过，青年知道，以他这个年龄想当上大公司的电影导演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明白眼前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是想上大学还是想当导演？”辛伯格问。

一分钟，仅仅一分钟，青年头上开始冒汗了。他艰难但坚定地开口了：“我父亲永远不会原谅我现在离开大学的。”他停顿了一下，站起身，补充道：“我是犹太人！”

辛伯格当然明白，犹太人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大学未毕业就出来工作，这是他们不可想象的事情。

当天下午，青年便与辛伯格所在的环球公司签了一份标准的“自愿服务”7年的合同。在合同的限制下，青年等于是把自己的每一分钟都卖给了环球公司。好莱坞把这叫做“死亡条约”，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或者有着疯狂野心的人才会签这种合同。

当然，这份合同对辛伯格来说也是一场豪赌：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甚至大学尚未毕业的人做导演，这可是公司从未有过的事，说其同样疯狂一点也不过分。

事实上，不论是这个青年还是辛伯格，都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或“有着疯狂野心的人”，因为这个青年陆续拍出了《大白鲨》、《外星人》、《侏罗纪公园》、《辛德勒名单》等传世杰作。

青年名叫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一个电影史因之而更加辉煌的名字。

斯皮尔伯格选择当导演，他付出了辍学，来自父亲的怨恨以及长达7年的自由身。然而，没有这些代价，没有疯狂追逐梦想的勇气，他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因为成功总是青睐狂者。

（摘自《时代青年•上半月》）

一位医生的墓志铭 医生的墓志铭（四）

178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在维也纳近郊一间小木屋里，一个失明的穷苦老人快要死了。他从不喜欢牧师和修道士，于是他叫女儿到街上把碰到的第一个人请进屋子来，他要在临死前向这位陌生人倾诉自己的心声。

这条街很是荒凉，而且天很冷，女儿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哼着曲子走来的人，向他说明了父亲的请求。

“好吧”，那人冷静地说，“虽然我不是牧师。”

这个陌生人穿得很讲究，很快把凳子移近床边，坐下来，弯着腰，愉快地凝视着临终者的脸。“你说吧！”他说，“我不是借上帝的权力，而是用我所从事的艺术的力量，使你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获得轻松的感受。你有什么愿望？”

老人突然微笑起来，高声说：“我想再一次看到我的妻子，就像年轻时遇见她的样子。想看见太阳，想看见百花齐放的春天。但这是不可能的，先生，您不要为我的蠢话生气。”

那陌生人站起来，看到了角落里一把破旧的翼琴，说：“好吧。”

悠扬的琴声在小屋内散开，仿佛千百颗玉珠被抛到玉盘里。

“听吧”，陌生人说，“听吧，看吧！”

他弹起来了。这把破旧的翼琴第一次纵声歌唱，它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小屋。

“我看见了，先生！”老人在床上欠起身来，“我看见和妻子相会的第一天，她因为慌乱打翻了一罐牛奶。”倾听着琴弦发出的河水的潺潺声，他喃喃而语。

“难道你没看见？”陌生人一边弹琴，一边流畅地说，“黑夜逐渐淡去，天空变成了蔚蓝；温暖的阳光从空中射下来，你家门前的树上不是已经开满了花吗？”

“这些我统统看见了。”老人喊着，贪婪地大口呼吸着，手在被子上摸索。他喘息着说：“我像许多年前一样看到了这一切，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谢谢你为我所做的。”

“我叫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陌生人回答。

一位音乐家，让一个失明老人在临死前看到了阳光和春天，这归功于他深厚的艺术功底；而他能走进那间破旧的木屋，对着穷苦人演奏，正体现了他善良的本性和伟大的品格。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一位医生的墓志铭 医生的墓志铭（五）

1923年春天的一个午后，一位中年男子神情疲惫地走在柏林的一条大街上，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生命对他来说已经所剩不多。

一个小女孩坐在地上，哭泣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小女孩丢失了心爱的洋娃娃，那个洋娃娃是她用积攒了一年的零花钱买的。

男子摸了摸口袋，他居然连一分钱也没有带，只好哄她说洋娃娃没有丢，可能是到别的地方玩去了。小女孩不听，仍旧哭。

男子皱着眉。突然眼睛一亮，说：“洋娃娃要是过几天还没回来，她就会给你写信的。”

“给我写信？”小女孩止住了哭，好奇地看着他。“是的。”男子笑着点头。小女孩露出了笑脸。

几天后，小女孩果然收到了一封信。信里，洋娃娃详细地向她描述了自己在哪里玩，沿途都有什么美丽的风景。她读着，觉得真是神奇极了。

以后，每隔一周，小女孩都会收到一封信，这些信在她的眼前展开了一个神奇的梦幻般的世界。

可是，两个月后，“洋娃娃”再也没有来信，好像突然消失了。小女孩收不到洋娃娃的信，整天哭哭啼啼，饭也吃不进去。

一天，一个中年女子来到小女孩家，拿出一封信。信仍是“洋娃娃”写的——熟悉的笔迹，调皮的口吻。小女孩捧着信，惊喜万分。

女子是男子的遗孀，她在整理丈夫的遗物时发现了这封未及寄出的书信，所以就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了来。

小女孩的妈妈抱过小女孩说：“孩子，你知道给你写信的人是谁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卡夫卡啊！”小女孩可不管这些，她知道自己受了欺骗，洋娃娃再也回不来了时，又伤心地哭了。

几年后，小女孩长大了，从课本里，第一次看见卡夫卡这个名字。带着好奇，带着一点点激动和困惑，她开始慢慢走进他的文字世界。那里是如此的广博和深奥，她读不懂，可她已经朦胧地感知到那是一个让她钦敬的人了。

20岁时，女孩已经读完了卡夫卡的所有著作，再后来，她开始研究他，揣摩他，写了很多关于卡夫卡作品的论述。她在报纸上开设专栏、出版专著，她演讲、游说，为卡夫卡作品的推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40岁时，已为大学副教授的她接受了一家报社采访。当被问及为什么对卡夫卡的作品情有独钟时，她谈起了30多年前那个午后，谈起了那个洋娃娃的故事。

她说：“伟大的心灵产生伟大的作品，当我能慢慢品味出那个善意的‘欺骗’背后蕴藏的大爱和无私时，我就知道，我的生命从此再也无法和一个人的名字分开了。那与其说是一些书信，不如说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给予一个孩子的最好礼物，给予这个世界的最后阳光和温暖。”

那些书信，她一生珍藏，最后，全部捐给了国家博物馆。

（摘自《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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