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纪录片希特勒和他的将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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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纪录片希特勒和他的将帅们（一）
最近，又得知两起中学生自杀的事件。两位学生都是因为“学习成绩名次下降”而感到“无脸见“人”，其中有位学生是因为被从“重点班”淘汰到“普通班”，得从重点班所在的“光辉楼”回到普通班所在的旧楼，于是干脆从楼上跳了下去。
我反对以成绩论人，反对按成绩给学生排名次。这个态度引起过一些同行的疑惑乃至攻讦。但我至今仍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担当教育重任。如果把所谓竞争机制引入中小学教育，是民族教育落后的标志，积久有可能形成灾难。
上个世纪80年代有部体育题材影片《沙鸥》，我对之一直耿耿于怀。那部电影大概是以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为背景的。其中有个镜头，女排得了世界亚军，队员沙鸥在回国途中竟把获得的银牌扔进了大海，她说祖国要的是金牌。当时的那股牛气，的确振奋了全国愤青。后来有国际奥委人士发表意见，对扔银牌的行为不以为然，认为不符合奥运精神。然而那以后每次体育健儿凯旋，下飞机时，不知是领导安排，还是有自觉的意识，总是金牌在前，银牌次之，铜牌在后，至于没得到牌子的运动员是怎样下飞机的。无人关注。高官接见，有牌的才能坐他身边，没牌的靠边，或者别想露脸。这种名次文化深入人心。一直灌入孩童稚嫩的心灵。
多年来，有一张照片不时地出现在我脑海中，那是希特勒小学毕业时的照片。小学生希特勒在合影上站在最后排，两臂交叉。照片说明是：根据当时的惯例，拍照的位置按学习成绩安排。成绩好的学生坐在前排老师身边，成绩差的往后排，11岁的希特勒是成绩最差的学生，所以站在最后一排(大意)。
这以后，希特勒去林茨的里尔中学读书，他在那里的学习成绩也很差，而且性格孤僻古怪。有意思的是，在他的班上。有一位后来享有盛名的学生，就是维特根斯坦，这两个同学当时都没想到几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出生于富豪家庭的维特根斯坦有教养，深得教师欢心，而“差生”希特勒一定死死地记住了维特根斯坦这个犹太学生的名字。希特勒为什么疯狂地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这与他幼年少年时的经历是不是一定有关系，我们可能没有足够证据来说明问题，但是作为教育者，完全有可能读懂一个性格有些偏执的孩子心头的不平。
当然，希特勒少年时代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他在学校究竟还有些什么故事，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童年和少年，这样一个有点特殊的孩子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得到教师的关心爱护。谁能说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与那张照片的座次无关呢?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从孩子读书阶段就按学习成绩排起了名次，似乎我们真是个很重视名次的国度。排名次也许是民族的文化，讲求名次也未必有什么不好。不过，既然如此讲求名次，我们何不把问题放大一下，看看我们中国在世界的名次如何。其他领域不论，还是就教育问题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居于什么水平?中国的著名高校在世界排名如何?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中小学生身心体质如何?中国的教育投资在世界排名究竟是多少?中国的教师待遇在世界排名如何?……这也是排名，为什么一说起来，那些主张在中小学生中展开分数竞争的教育家们就不那么振振有词了呢?
档案纪录片希特勒和他的将帅们（二）
诺贝尔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厌恶暴力与战争。却成了现代炸药之父。一生富有，却是个流浪汉，没有固定住所。他在哪里工作，哪里就是他的家。他对自己的评价为：“最大的优点：保持指甲干净，对任何人都从不构成负担。最大的特点：没有家庭，缺乏欢乐精神和良好胃口。最大的也是惟一的请求：不被活埋。最大的罪恶：不拜财神。生平重要事件：无。”
事实上，诺贝尔是个很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年轻的他曾有过很强的“雪莱”梦，也写过一些诗。他有一首自传诗《一则谜语》记录过他的初恋。那是在巴黎的短暂旅行中，他遇见过一个“既好且美”的姑娘。这个姑娘的出现将他“一直像枯燥沙漠一样”的生活摇曳出绿洲。可是。这样一个姑娘却意外死去，这让诺贝尔受到很大打击。
初恋的打击让诺贝尔将整个身心投入工作，他性格忧郁，健康不佳，在陌生人面前惯常保持沉默，而生活近乎呆板。他喜欢空气流通敞亮的房子。患有幽闭恐惧症。长年的发明研究，让他早年的诗人气质远去。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也不玩乐器及跳舞，身边也少有女人。
在诺贝尔发明炸药名满天下的时候。他的感情依然一片空白。孤独日夜侵扰着他虚弱的身体，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女主人陪在身边。在一封长信里他写道：“我像别人一样。也许比别人更强烈地感到孤独的沉重压力；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在寻求一个能够与我心心相印的人。”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刊出一则含蓄的广告：“一位十分富有且受过高等教育、渐近老年的男士欲寻找一位中年女性。条件是能讲多种语言、能胜任秘书业务、能承担家务劳动。”这则广告引来他的另一段情缘。一位优雅大方的名叫金斯基的小姐应征。被诺贝尔雇为秘书。金斯基博学。办事干练，与诺贝尔也很谈得来，很得诺贝尔欣赏。然而这段感情还没有来得及进展，金斯基却不告而别。这无疑给了诺贝尔情感上的另一次重创。如果说初恋的破灭给诺贝尔的心灵留下创伤，那么金斯基的离去则让诺贝尔产生情感上的自卑情结。他觉得自己相貌难看，很难吸引异性，因而意志消沉。有一度，他患心绞痛。呼吸困难，常怕自己突然死去或者被活埋。难以缓解郁闷的心情时，他会突然消失几天或几周，独自出去旅行。
这时的诺贝尔已经’非常富有，然而，钱并不能解决诺贝尔精神上的寂寥。他心情时好时坏。在奥地利的一次商业性的旅行中，在巴登贝文疗养院的一家花店，诺贝尔见到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这是矮个子的犹太美女索菲。二十岁。张扬而有活力。
诺贝尔对索菲产生兴趣，他乐于听她的倾诉。出生于维也纳的索菲家境很差。继母对她也不好。这个从家里偷跑出来的女孩赢得诺贝尔的同情。甚至迷恋。
索菲年轻美丽却没有什么文化，自从和诺贝尔恋爱后，诺贝尔一直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改造她，将她变成上流社会有教养的女性。索菲却并不愿被管理。她与诺贝尔一起认识一些上流社会的名人。并且以诺贝尔夫人的身份与这些人交往。与仰慕者鬼混。索菲在巴黎拥有一座华丽的别墅。诺贝尔还给她配了佣人照顾她。在诺贝尔出差不在身边时，索菲则难耐寂寞。去外面花天酒地。
也许是内心的爱支撑着诺贝尔一次次地娇纵索菲。他为她提供车马首饰费。支付旅馆费。她在外赊账。不管多少，他都会去填这个窟窿。他的娇纵让她更有恃无恐。他给她买法国长上衣。匈牙利酒，一花就是四位数的货币。她却对他写来的长信不耐烦。他们很难有精神上的真正交流。诺贝·尔与她讲述试验工程、石油公司的忧虑时，她根本听不懂。
索菲的花销越来越高，甚至和别的男人有染。奇怪的是诺贝尔依然喜欢她，他一年又一年地纵容着她的行为，外出时，依然给她写长信忠告她。她的回信简短，只是问他要钱。直到索菲最后一次的来信，让诺贝尔彻底绝望。这时，他们在一起已经十几年。索菲在来信中说，她几个月内会生下一个孩子。不过孩子的父亲不是他，而是一个年轻的匈牙利军官。
档案纪录片希特勒和他的将帅们（三）
大家都知道“闭卷考试”，然而，却未必知道“离卷判分”。所谓“离卷判分”也可说是“全闭卷判分”，即完全不看试卷来进行“估分”。民国初年有几位文化大师，给学生讲课非常认真，但对阅卷判分却觉得无足轻重而随便应付。显然，他们认为分数并不能代表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实际成绩。
梁启超“估分”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讲座，亲自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期末考试该生只得了50分。该生前往请示导师，梁启超随口说：“你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看考卷既浪费时间，对我也没有帮助，放暑假你准备一下，开学来补考就是了。”开学后，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100分，并说：“你的考卷我没看，经过一个暑假复习，你一定考得很好，我也不用再看了。”
钱玄同“印分”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陋习”虽说无可奈何，但也各有对策。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刻上“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登时也来了脾气，毫不退让，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校方很是生气，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
黄侃“定分”
著名学者黄侃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与鲁迅、钱玄同等皆同过学。他在中央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法”课程时，就只管讲课，根本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到了期末考试，他是既不肯看学生试卷，又不肯在这试卷上判分——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不看试卷，又怎么能打分呢?可是，他这种偷奸耍滑的做法在教务处那里行不通——他不判卷子评分数，教务处怎么给学生填成绩册呢?于是一再催促他阅卷判分。黄侃何许人也?天是老大，他是老二，他与校方有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被称为“三不来教授”。他一身傲骨，目空一切，岂肯轻易就范!把他逼急了，他就给教务处写一张字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学生不配，自己也不愿意；给七十分，又非甲等，学生不愿意，八十分正合适。这统统八十分，判跟不判有什么区别?教务处当然不满意。可鉴于黄侃的名气和脾气，也只好暗自摇头，不了了之。
林语堂“相分”
林语堂博士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他曾自提一副对联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博士的判分方法堪称“另类”，用时下的网络语言来说，则是“很雷人”：他不判试卷，却判脸面——根据学生的面相来判分。林博士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任英文教员时，根本就不给学生考试。他的理由是：“我在大学课堂上课，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多半是见面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期终让我出十几道考题给他们做，从而断定他们及格不及格，这也太马虎了，打死我也不这么做。”那么，期终成绩怎么办呢?林语堂的做法是“相面打分”：到期末评定学生成绩时，他拿着学生花名册端坐讲台，然后依次唱名，叫到的学生一一站起来供他“相面”，他则根据学生面相一一判分。据说，学生——尤其是面相“好”的学生对他这种判分法大为赞赏，还说这比阅卷“公道”!据他的学生们回忆，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考试计分的方法，同学们心中无不信服。
档案纪录片希特勒和他的将帅们（四）
2008年9月，美国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以奥巴马、拜登为候选搭档的民主党和以麦凯恩、萨拉·佩林为候选搭档的共和党，正在进行激烈的大选争夺战。两党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而口诛笔伐，攻防的策略从对方的政策一直延伸到候选人的弱点。两方阵营的幕僚们恨不得挖地三尺找出对方候选人的缺失和弱点，以击倒对方在选民中的形象。
就在这个时候，有媒体曝出一个惊人事件：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的17岁女儿未婚先孕。这个“丑闻”无疑给佩林的脸抹上了一层尴尬的灰土，因为佩林一直声称是反对早孕的人，而作为一个副总统候选人，居然连自己的孩子都没管好，如何去为国人表率，去管理国家呢?
佩林本人和共和党顿时陷入一种极度尴尬的境地，陷入了短暂的集体沉默中。这个时候，民主党的很多人士和支持者，都认为这是上天赐予奥巴马选举阵营的一个宝贵机会，只要奥巴马向佩林发出强烈抨击，就会在人气上再拉一成，以更高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阵营。人们都期待着看到奥巴马对此发出的第一轮猛烈的攻势。
这一天，记者终于截住了奥巴马。记者拥到他的身边都急着问同一个问题：“请问奥巴马先生，您就萨拉·佩林十几岁的女儿怀孕一事有何评价?”
这时，对奥巴马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的一句话就可能成为给对手的致命一击——这也是他的很多支持者希望听到的。但是奥巴马只是轻轻地摇摇头微笑着说：“我想说的是，我妈妈18岁时便生下了我!”
喧闹的现场一阵沉默!谁都没有想到，奥巴马会给出这样一个仁慈、朴实和高尚的回答，这分明是在帮佩林以及她的女儿在辩护，甚至为此牺牲自己的选战形象。他拥有很多的答案可以选择，很多答案都可能让他获得政治分。哪怕是沉默而不作回答，对他来说也是有利的，但是他却给出了这样一个高尚的回应。现场的沉默终于被一阵热烈的掌声打破，远处又传来了“奥巴马、奥巴马!”的呼喊声……
奥巴马的表现令评论界一片哗然，就在政治评论家和分析师都目瞪口呆甚至扼腕叹息的时候，奥巴马的支持率却猛地拉升起来。据调查，很多中间选民开始倒向奥巴马，因为奥巴马博大的胸怀打动了他们，他们认为只有宽仁的人才能胜任美国的总统。
而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就在奥巴马发表评价之前，沉默的共和党幕僚们并没有停止行动，他们早就找出了奥巴马系母亲18岁时所生的全部资料文件，他们正准备在奥巴马攻击佩林时，以“伪君子”之名攻击奥巴马。但是，他们周密的计划最终落空了，因为奥巴马的宽仁和诚实令他们无法回击!
虽然佩林从奥巴马的宽仁中走了出来，但是在整个选战过程中，贵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她却始终无法以一种锐利的形象与民主党对抗，更没有用强大的力量攻击奥巴马，因为她始终笼罩在奥巴马的宽仁之中，直到人民用投票告诉全世界，我们选择了一位心胸博大满怀仁爱的黑人总统——奥巴马!
我们经常听到“对对手仁慈就是对自己残酷”这样一句话，然而真正高尚仁爱的人，一如奥巴马，他勇于“降低”自己，施仁爱于对手，却往往能真正地赢来别人的尊重。所以美国人民把他抬到了一个最高的舞台，成就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我想，所谓的“仁者无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档案纪录片希特勒和他的将帅们（五）
费尔马如今被誉为“业余数学家之王”。1601年，他出生在法国南方，在方济各会修道院学习以后，担任图卢兹议会上访接待室的法律顾问一职。费尔马的仕途颇为顺利，甚至有资格以德(de)作为姓氏的一部分。可是，这并非他的雄心所致，而是当时蔓延欧洲的鼠疫帮了忙，幸存者被提升去填补死亡者的空缺。
这场鼠疫也被称为黑死病(BlackDeath)，大约开始于1346年。这场灾难的传播速度非常缓慢并时有反复，前后持续了三个多世纪，这与当时的医学水平、交通媒介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疏远不无关系。1652年，鼠疫再度在法国南方徘徊，一向深居简出的费尔马也染上了，他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一位朋友迫不及待地向他的同事宣告了他的死亡。但没过几天，这位朋友又在给一个荷兰人的信中纠正道：
前些时候我曾通知您费尔马的逝世。他仍然活着，我们不再担心他的健康，尽管不久以前我们已将他列入死亡名单之中……
信中没有任何道歉的字眼儿，显而易见，类似的差错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费尔马后来又活了13年，直到64岁时，染上另一种疾病去世。我们可以这样推测，由于仕途的顺利不必为生计担忧，以及对社交生活的适时回避，费尔马得以安心地从事业余数学研究，最终成为17世纪法国最有成就的数学家。
当鼠疫于1664年通过英吉利海峡上的轮渡再次抵达英伦时，危害达到了顶峰。据记载，1665年夏天的两个月间，仅伦敦死于鼠疫的人数就达到了5万，即使是乡村，有些地方活着的人都来不及埋葬死者。幸运的是，几个月后的一场大火(史称“伦敦大火灾”)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建筑，老鼠和跳蚤也销声匿迹，鼠疫流行随之平息。
这场大火无疑是一个奇迹，另一个奇迹降临在1642年(伽利略去世)的圣诞节，在英格兰偏僻的小村庄诞生了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叫艾萨克·牛顿。在他出生前两个月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管理着丈夫留下来的农庄。两年以后，母亲改嫁到了邻村，小牛顿被交给祖母抚养。后来，他在低水平的乡村学校里接受教育，除了对机械设计略有兴趣以外，没有显露出任何特殊的才华。可是，牛顿还是勉强考取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尽管他的欧几里德几何答卷有明显的缺陷。他在大学里继续默默无闻地学习，很少受到老师们的鼓励。有一次，他几乎要改变方向，从自然科学转向法律。幸好没有，他得到了继续深造的机会。
本来，牛顿可能和其他按部就班的研究生一样，在教授的指点下循序渐进。可是因为伦敦流行的那场可怕的鼠疫，剑桥大学放假了，并且一放就是两年。23岁的牛顿回到了自己的村庄伍尔斯托帕，那是在剑桥郡北面的林肯郡。牛顿在故乡安静地度过了1665年(费尔马去世)和1666年，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独立思考。牛顿开始了数学、力学和光学上的一系列伟大发现，他获得了解决微积分问题的一般方法，观察到太阳光的光谱分解，并提出了力学上的重要定律。假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描述正确的话，牛顿是在自己农庄的果园里，看见一只苹果坠落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多年以后，牛顿故乡的一棵苹果树被移植到剑桥三一学院的门外，供游人瞻仰。
在牛顿的同母异父妹妹的后裔保存下来的一份牛顿手稿里，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一切都是在1665与1666两个瘟疫年份发生的事，在那些日子里，我正处于创造的旺盛时期，我对于数学和哲学，比以后任何年代都更为用心。”
两年以后，牛顿回到剑桥，顺利取得了硕士学位(那时硕士和博士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名称而已)，并被选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又过了两年，他的导师巴罗主动让贤，年仅27岁的牛顿担任了著名的卢卡斯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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