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霍金 史蒂芬霍金论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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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霍金 史蒂芬霍金论天道（一）
还没到过剑桥的时候，剑桥大学在我的心里就代表英国，但当我离开她的时候，我觉得她不能代表英国了，因为我见到了史蒂芬·霍金。
在剑桥大学的校园里，导游跟我们说起了史蒂芬·霍金，“可怜的人啊，现在残疾得更严重了，虽然他可以称得上是牛顿的接班人，但他活得很艰难。”
走进剑桥大学之前，我忘了那里有杰出的、完全瘫痪的天体物里学家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一书的作者。现在，我记起来了。游完了剑桥大学，我赶紧找一个电话亭，往史蒂芬·霍金家里打电话，因为轮椅不能进人电话亭里，我差点把电话线扯断了。接电话的是史蒂芬·霍金的助手，我说我是坐轮椅从印度过来的(可能他以为我是从印度一路推着轮椅过来的)，我要写我在英国的游记，我得见霍金——哪怕只有10分钟也可以。他说：“我为你安排半个小时，明天3点半到4点。”
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如果你从小就残疾，你会很厌烦人家跟你说要勇敢之类的话。好像你有一个勇气账户但你懒得开支票一样。能使你更坚强的唯一一件事只是看到跟你一样残疾的人取得了某种很大的成就，然后你就知道自己可以比以前想象的走得更远。
第二天下午，我见到了史蒂芬·霍金。当我问他关于勇敢的问题时，他通过电脑合成的声音说：“我不勇敢，我没有选择。”
我想说：“实际上你已经做了选择，你身体残疾，却不断地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这难道不就是选择吗?”但我没有说，因为我每跟他说一句话自己都感到内疚，他说话太难了。他要不断地敲击他手上的转换键，从电脑上找出要说的词，他能动的只有他那修长而苍白的手指。他经常筋疲力尽，要闭上眼睛休息。我坐在他的对面，可以感觉到他的痛苦——要用冰冷、僵化的词句来表达他活跃的思维。
我说：“很多人认为残疾人长期不快乐，我自己觉得不是那样的。你经常在内心发笑吗?”
过了大约3分钟。他的电脑声音说：“当别人用可怜的跟光看我时，我觉得很好笑。”
我又问：“当像我这样的人来打扰你工作时，你会不会感到不耐烦?”
他很快就“答”道：“会的。”他笑了，那是他独有的笑，我知道——不是我感情用事或者头脑糊涂，我看到的是一个最美丽的男人。
当你看到他的头左转、右转、突然落下，看到他在发白的蓝衬衫里萎缩的躯体，他那瘫痪的双腿；你看他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它们在说很重要的事情——但你不知道。你会颤抖，因为你看到了从前以为不可能看到的事物。
在你的面前好像是一个四壁已经很薄的灯笼，你一眼就看到里面的灯——那是一个人炽热的心。躯体几乎跟这个人不相干了，只像他的一个影子。从来不相信有灵魂的我这时相信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躯体只是灵魂的附属。
刚见面的时候我就问他：“你认为身体残疾给人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他“说”：“我认为身体残疾对人没有一点好处。”
“我想是有的，你可以发现世界上有多少善意。”
“也是。”他的电脑合成的声音没有一点语气语调的变化。
我每让轮椅动一下都看一下表——我要好好利用和他在一起的30分钟——我为我的身体能动感到很高兴。虽然我不能走，甚至不能站，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问他：“您对我和其他人的激励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想到这些对您有没有帮助?”
史蒂芬霍金 史蒂芬霍金论天道（二）
作为一个统治者。弗朗茨·约瑟夫在历史上既没有多大的名气，也没有多大的作为，如果说今天还有人知道他，那多半是得益于电影《茜茜公主》，因为他就是茜茜公主的丈夫。然而在他的时代，弗朗茨绝对是一个能够遮天蔽日的人，他出生在欧洲历史上地位最高贵、历史最古老的哈布斯堡家族。在他年仅18岁时，通过继承和承袭，便已然成为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最终，他成了欧洲最广阔领土的主人。在他去世前几年，他就密嘱他最亲信的属下，开始筹划他的葬礼，一定要办一个最奢华、最尊贵的皇家葬礼，以和他生前的荣耀相映衬。
1916年，弗朗茨离世。一场筹备已久的超级皇家葬礼开始了。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社会名流都身着黑、黄两种皇家专属颜色的葬服，排成绵延10里的长队。护送着弗朗茨的灵柩，皇家军乐队演奏着哀伤、凝重的挽歌，通红的火把照亮了半个维也纳城。按照皇家惯例，在进入哈布斯堡墓穴之前，必先经过嘉布遣会修道院。修道院的高大铁门紧闭着，今天，值守铁门的是修道院的红衣主教。
“请开门!”葬礼主持大臣依惯例叫门道。
“是谁路经这里前去哈布斯堡?”红衣主教问道。
“这里是至高无上、无比尊严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陛下，他是尊贵的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威尼斯国王、波西米亚国王、加里西亚国王、克罗地亚国王、斯洛文尼亚国王……托斯卡纳大公、克拉科夫大公、洛林公爵、萨尔茨堡公爵、布克维纳公爵……尼伯龙根大侯爵、摩拉维亚伯爵……”主持大臣连篇累牍、滔滔不绝地宣读着弗朗茨的37个头衔，这些头衔中的任何一个，即使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在一般人眼里，都是那么显赫，尊贵。
“我们不认识他。”红衣主教回答道：“是谁要去哈布斯堡?”
主持大臣只得再宣读一次，这次，他尽可能使用缩略语。并省去了一些夸耀的词汇。
“我们不认识他。”红衣主教依旧回答道：“是谁要去哈布斯堡?”
这一次。主持大臣急得脸上都要冒汗了，他索性省去了所有的头衔，只是简单地说道：“这里是弗朗茨·约瑟夫，我们的兄弟。四个孩子的仁慈父亲。”
这时，铁门打开了，葬礼队伍被放了进来。
红尘之外，任何的荣华富贵都微不足道，只需一颗普普通通的仁慈之心足堪标识一个人的人性。
史蒂芬霍金 史蒂芬霍金论天道（三）
我对法国现任总统萨科奇和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一向没甚好感。然而，前些天，媒体上发了张照片，我看后不禁会心一笑。萨科奇跟奥巴马就像被人追撵着的兔子，并肩冲了出来，也像追赶铃声冲进教室的小学生，神情煞是紧张。图片说明是，萨科奇与奥巴马出席联合记者招待会之前，在后台相谈甚欢。猛一看表时间到了，于是顾不得风度，顾不得矜持，也顾不得外交礼仪，恰似被人踢疼了屁股的狗狗，“嗖”地一下就蹿了出来。
乍看好笑，再看就有点感动了。
在我们这边，“耍大牌”的人和事儿太多，大人物或者自认为是大人物的人。出席会议或者约见别人，根本不把迟到当作陋习，而是一种派头，小学生似的按部就班守点守时倒是桩没面子的事儿。如此说来。那俩外国总统实在有些可爱了。或许。以后我还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但他们“守时”的品质。我以为可圈可点。
史蒂芬霍金 史蒂芬霍金论天道（四）
一
那还是在上两个世纪，有一个小女孩读到了一本关于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的书，里面讲述了他被破城而入的罗马士兵用长矛杀死前，还在沙地上画几何图，甚至头也不抬地说：“请等一等，让我把题解完……”这个故事使小女孩受到极大感动，她发誓要像阿基米德那样献身数学事业。
这个小女孩后来成为法国出色的数学和物理学家，她参与了著名的“费马大定理”的论证。鉴于其非凡的业绩，法国科学院授予她金质奖章。她就是索菲·热尔曼女士。
1806年，拿破仑大军横扫欧洲大陆，当攻陷普鲁士城堡时，前线军官对手下传达了一项命令：一定要保护大数学家高斯教授，任何人不准侵扰和伤害他。
同样都是大军压境，阿基米德和高斯同样都是大数学家，为什么他们的命运和遭遇会截然不同呢?高斯为什么会受到保护呢?原来保护他的人正是索菲·热尔曼。那位下令保护高斯的前线军官正是索菲·热尔曼的男友，是她对男友的那份特殊重托使高斯幸存了下来。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精神让我们感动。人类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献身科学、献身事业的精英，正是他们的奉献精神，一次又一次地感动着我们，让我们变得纯粹起来，变得高尚起来，让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美好起来，变得充满希望起来。
二
与美国火箭队续约五年的姚明，身价高达7600万美元，对他来说，一场重要比赛，可能为他赢得数百万元美元的收入。
不久前，姚明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行列，记者为此采访了他：
“现在你是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是真的捐还是作为一个形象代言人?”
“我已经签过意向书了，一旦匹配成功的话，马上就捐。”
“如果你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比赛呢?”
“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吗?”
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吗?但愿这句反问，能在那些漠视别人生命的人的心中激起一份觉醒，激起一份良知，激起一份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三
促使贝林改变人生态度的，是一件小事。那是1999年，一家慈善机构找到他，希望他能够用私人飞机顺路带些捐赠物品到罗马尼亚，其中包括6把轮椅。在罗马尼亚的一家医院里，贝林平生第一次把一位老人扶上了轮椅。坐上轮椅的老人，感动得老泪横流，老人说，他妻子过世了，他又患了中风不能走路，如果没有轮椅他只能永远呆在没有阳光的屋子里。老人越说越激动，紧紧握住贝林的手说，现在坐上了轮椅，他也可以走出院子，和邻居一起闲聊抽烟了。贝林听完老人的话后，百感交集，他想，他只不过把老人扶上了轮椅，就好像把老人扶上了人生幸福的轨道。
这件小事，点燃了贝林从事慈善事业的激情，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频频光顾非洲的医院和世界各个贫穷国家。2000年他创立了轮椅基金会。据统计，轮椅基金会已向全球130多个国家捐赠了37万把轮椅。
贝林是一个深知为富之道的人，就像他在自传体《为富之道》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起初，我以为钱挣得多就是目标，而事实是，我把梯子靠错了墙，爬到顶了发现错了。但我毕竟是有福的，罗马尼亚之行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让我懂得了奉献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得到回报，而是为了享受奉献所带来的快乐。
财富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敛聚，而是去实现它价值的最大化，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并从中享受由此带来的幸福和快乐，这才是真正的为富之道。
史蒂芬霍金 史蒂芬霍金论天道（五）
她长相一般。留在世上最常见的照片,穿厚旗袍,麻花辫子,齐刘海。如果1931年的10月,她没有遇见作家萧军,也许,她这生就和写作无缘了。
可是,她遇见了他。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
她便是萧红,那个写过《呼兰河传》,在当年文坛异常耀眼的女子。
1
彼时,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里,萧红已走投无路。她身怀六甲,行动吃力,而且还有疾病。因为欠旅店600元食宿费,被旅店老板威胁,如果还不起钱就要把她卖到妓院。而在半年前,事情还不是这样。那时,萧红已与第一个男人王恩甲订婚,但莫名其妙与另一个男人逃婚出走。过了一段时间,生活无以为继的萧红被迫从北平回到哈尔滨,违心答应与王恩甲同居。
王恩甲是呼兰县驻军邦统王廷兰之子,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萧红并不爱他,并且因为逃婚,已被王家取消婚约,可是迫于生活重新回到哈尔滨时,走投无路间被王恩甲撞见。王答应与她结婚,然后陪她去北平读书。也许去北平读书给萧红的诱惑太大了,萧红与他在东兴顺旅馆内开始了同居生活。
因无经济供给,他们拖欠了旅店不少钱,店老板怕他们跑了,安排他们住在一间小窗上有铁栏杆的小仓库内。日子一天天过去,欠的房钱越积越多,王恩甲还不上钱,对已怀孕的萧红也失去了兴趣,于是谎称回家取钱,从此一去不返——仿佛一场报复,她逃了他的婚,他逃了她的家。
王恩甲的逃跑,让萧红身陷绝境,像被困在荒芜又没退路的孤岛。就这样等死吗?可是肚子里的孩子又时时提醒着她,她现在已不是一个人。
绝境中,萧红向哈尔滨的《国际协报》求助。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求助信会有反响,而且编辑还会来探望她。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萧军。她看着他,眼里满是感激。
2
萧军当年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经常在报刊上发些文章。见到萧红的第一面,他有点儿被吓住了。眼前的女子如此落魄,除了年轻,毫无美感可言。病和憔悴让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变成一个沧桑的妇人。
两个人在旅店里说了会儿话,萧红开始对他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从小时一点点地说起,那个封建地主的家庭,严厉的父亲,幼时丧母的痛楚,小学毕业即被父亲逼婚,在抗拒一年后才得以继续读中学。为了寻求自由,她跑到北平闯天下。在北平她曾多希望留下呀,可是三餐不继的生活,让她沦落到没有尊严的地步,她只能从北平回到哈尔滨寻找出路。可是王恩甲再次把萧红推到悬崖边上。听至此,萧军气愤极了,真恨不得找到王恩甲,将他痛打一顿。
萧军的反应萧红不是没觉得,她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还好,萧军此时看到桌上的几页纸,拿起看,是一些手绘画和几句诗文。淡淡的素描和几句零落的小诗让萧军眼前一亮,当得知是萧红所作时,萧军凭着对文学敏锐的直觉,认为萧红不是一般的落难女子,她该有个耀眼的前程。
这天之后,萧军常常来探望萧红。600元钱,对生活清贫的萧军来说,也是个大数字。他不能马上将她解救出去,只能寻找时机。一边对旅店老板警告不准打萧红的主意,一边暗自发愁。
日子一天天过去,萧红内心开始充满希望。在希望的同时,她发现自己对萧军有了感情。她开始期待他的到来,他来了,也同样欣喜。爱情这时光顾着两个同样寂寞又同样富有激情的心灵。快乐是短暂的,萧军离开旅店后,不免惆怅,不知什么时候能将萧红救出来。
机会终于来了。几个月后,松花江堤决口,洪水滚滚而来,萧红所在的旅店一片混乱。萧军赶来,带着萧红与逃生的人们四散而去。
不久,萧红在医院产下孩子,因无法养育只能送人。她与萧军的新生活也正式开始。从医院出来后,他们搬到一家俄国人开的欧罗巴旅馆,住进顶层的一间狭小房屋,空间逼仄。被贫困折磨的萧红,进到房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桌子能吃吗?这被褥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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