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最后的时光 李敖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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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最后的时光 李敖时光（一）
1954年9月14日，李敖走进台湾大学校园，19岁的他抬头看蓝天白云，左顾右盼郁郁葱葱的棕榈树，台湾大学校园的美景立刻抓住了青年的心。大学是个性张扬的地方，大学是思想奔放的地方。李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大展手脚干一番了。正如他在诗《胆》中所云：我走我的路，别人怎能管?只手打天下，一身都是胆。
临到上课，不到20岁已博览群书的李敖极为顽皮，专挑老师的错。
教“刑法总则”的老师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了，李敖立刻纠正。教英文的老师满口上海腔，把“Lib?鄄erty”念成“喇比利台”，李敖听了当场大笑。教“经济学”的老师有一次被李敖劈头大声问道：“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他应声脱口而出：“当然有啊!”李敖追问：“缺点在哪里啊?”他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全班为之哄堂大笑。而这位老师更是李敖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大吵过。
李敖看不起别人，不喜欢上课，连考试都懒得应付。大一时8门课，有3门不及格，甚至连中文都差点不及格。大一总成绩，第一学期只有71.31分，第二学期只有65.45分，成绩之烂，一望便知。但李敖从不作弊，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屑，而且他觉得自己也不需要好成绩，他觉得做一个真正的自己，比获得一个好成绩更重要。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李敖始终自认为有学问，只是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
那时候，香港有本杂志《大学生活》称台大有“四怪三丑”，而“怪丑之尤”便是“长袍怪”李敖，可见李敖在台大的确特立独行，够狂够野。他自己更宣称：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见过文学院那个穿长袍的，除非他是瞎子，可瞎子也得听说过李某人，除非他还是聋子。
为什么大热天穿长袍?李敖有自己的理论，他在《长袍心理学》一文中自述他穿长袍时的情状：一袭在身，随风飘展，道貌岸然，风度翩翩然，屈指算来，数载于兹矣!不分冬夏，不论晴雨，不管女孩笑于前，恶狗吠于后，我行我素，吾爱吾袍。
在法律系学习了287天后，李敖突然向所有人宣布——弃法从文，重考文学院!
李敖本来志在学文，不在弄法，只因几分之差，没考入台大文学院，进入法学院。但台大学生不能重考本校，得先自动退学才成。退学后李敖恶补数学，考了59分，得以在1955年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从此告别了法学院。
当他走进文学院的课堂后，很快又发现这里的学者根本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神通广大，六七个外文系的大一英文教师都搞不清美国文学家萨洛扬是谁!一个大学一年级的“饱学之士”，面对这些“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的“为人师表”们，心中的梦彻底破灭了。
那个天堂般的大学怎么是这样的呢?
但是这一次，李敖真的安定下来，他决定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路。从此，李敖不再为台大的美景所吸引，他走上了一条与其他人“各自东西南北流”的道路，教授教他们的，李敖学自己的。
李敖拿起一本书，躲进树荫里，任风儿将书吹到哪一页，他便从那里开始读，直读到“夕阳无限好”，然后回宿舍。
李敖邀上好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在草地上大谈到天明……从这些社交活动中，李敖学到更多书本上学不到的。
李敖也像文学青年一样多愁善感：为朋友纷争，为女友离去，为事业无成……他甚至尝试自杀，但终能从痛苦中走出来，锻铸出钢铁般的性格。
李敖最后的时光 李敖时光（二）
她长相一般。留在世上最常见的照片,穿厚旗袍,麻花辫子,齐刘海。如果1931年的10月,她没有遇见作家萧军,也许,她这生就和写作无缘了。
可是,她遇见了他。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
她便是萧红,那个写过《呼兰河传》,在当年文坛异常耀眼的女子。
1
彼时,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里,萧红已走投无路。她身怀六甲,行动吃力,而且还有疾病。因为欠旅店600元食宿费,被旅店老板威胁,如果还不起钱就要把她卖到妓院。而在半年前,事情还不是这样。那时,萧红已与第一个男人王恩甲订婚,但莫名其妙与另一个男人逃婚出走。过了一段时间,生活无以为继的萧红被迫从北平回到哈尔滨,违心答应与王恩甲同居。
王恩甲是呼兰县驻军邦统王廷兰之子,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萧红并不爱他,并且因为逃婚,已被王家取消婚约,可是迫于生活重新回到哈尔滨时,走投无路间被王恩甲撞见。王答应与她结婚,然后陪她去北平读书。也许去北平读书给萧红的诱惑太大了,萧红与他在东兴顺旅馆内开始了同居生活。
因无经济供给,他们拖欠了旅店不少钱,店老板怕他们跑了,安排他们住在一间小窗上有铁栏杆的小仓库内。日子一天天过去,欠的房钱越积越多,王恩甲还不上钱,对已怀孕的萧红也失去了兴趣,于是谎称回家取钱,从此一去不返——仿佛一场报复,她逃了他的婚,他逃了她的家。
王恩甲的逃跑,让萧红身陷绝境,像被困在荒芜又没退路的孤岛。就这样等死吗?可是肚子里的孩子又时时提醒着她,她现在已不是一个人。
绝境中,萧红向哈尔滨的《国际协报》求助。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求助信会有反响,而且编辑还会来探望她。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萧军。她看着他,眼里满是感激。
2
萧军当年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经常在报刊上发些文章。见到萧红的第一面,他有点儿被吓住了。眼前的女子如此落魄,除了年轻,毫无美感可言。病和憔悴让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变成一个沧桑的妇人。
两个人在旅店里说了会儿话,萧红开始对他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从小时一点点地说起,那个封建地主的家庭,严厉的父亲,幼时丧母的痛楚,小学毕业即被父亲逼婚,在抗拒一年后才得以继续读中学。为了寻求自由,她跑到北平闯天下。在北平她曾多希望留下呀,可是三餐不继的生活,让她沦落到没有尊严的地步,她只能从北平回到哈尔滨寻找出路。可是王恩甲再次把萧红推到悬崖边上。听至此,萧军气愤极了,真恨不得找到王恩甲,将他痛打一顿。
萧军的反应萧红不是没觉得,她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还好,萧军此时看到桌上的几页纸,拿起看,是一些手绘画和几句诗文。淡淡的素描和几句零落的小诗让萧军眼前一亮,当得知是萧红所作时,萧军凭着对文学敏锐的直觉,认为萧红不是一般的落难女子,她该有个耀眼的前程。
这天之后,萧军常常来探望萧红。600元钱,对生活清贫的萧军来说,也是个大数字。他不能马上将她解救出去,只能寻找时机。一边对旅店老板警告不准打萧红的主意,一边暗自发愁。
日子一天天过去,萧红内心开始充满希望。在希望的同时,她发现自己对萧军有了感情。她开始期待他的到来,他来了,也同样欣喜。爱情这时光顾着两个同样寂寞又同样富有激情的心灵。快乐是短暂的,萧军离开旅店后,不免惆怅,不知什么时候能将萧红救出来。
机会终于来了。几个月后,松花江堤决口,洪水滚滚而来,萧红所在的旅店一片混乱。萧军赶来,带着萧红与逃生的人们四散而去。
不久,萧红在医院产下孩子,因无法养育只能送人。她与萧军的新生活也正式开始。从医院出来后,他们搬到一家俄国人开的欧罗巴旅馆,住进顶层的一间狭小房屋,空间逼仄。被贫困折磨的萧红,进到房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桌子能吃吗?这被褥能吃吗?
李敖最后的时光 李敖时光（三）
父亲是个手艺人，编了一辈子竹器。
父亲编竹器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很投入，也很惬意，似乎是在进行天马行空的思索。
父亲熟练地把竹子劈开，劈成竹条，再劈成竹篾，然后他拿起竹篾，一根根编起来，用不了多久，一个竹篮或者别的竹制品就在他手里做成了。
父亲做竹篮底子时，劈的竹篾几乎一样长，因为他只用最初的一根竹篾作为参照标准。他不会以此类推地劈成一根竹篾就以这根竹篾做标准，再比照这根竹篾劈下一根竹篾。他说很多篾匠都会那么做，可以省不少时间，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可能会使每根竹篾的长度都会有些许差别，这一点点差别累积下来，会使最后一根竹篾比最初的那根竹篾或长或短一大截。父亲说，标准就是标准，标准是不能动摇的底线。有时，生活中的一些事也会如此，比如一句话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不符合最初的“标准”，失了真，走了味儿。
父亲编竹篮时，为了结实，总用一根一根竹篾依次编，而有的篾匠为了好看，用几根竹篾同时编。父亲说，我编的竹篮是为了用的，结实是最终目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华而不实。
父亲编竹器时，说用黄篾就用黄篾，说用青篾就用青篾，从不把它们掺杂在一起。而有的篾匠因青篾结实，编的竹器可以卖个好价钱，就把黄篾染了色当青篾用。父亲说，一是一，二是二，做人要讲诚信，咱就要本色出售，货真价实。
我从小到大看父亲编竹器，由好奇到佩服。最后，我不得不承认，父亲编的是竹器，也编出了对我影响至深的人生哲学。
李敖最后的时光 李敖时光（四）
看张爱玲的文章，会觉得她父亲如同一个蛮横粗暴的君主，以那座光线不甚好的房子为自家城堡，在里面作威作福。
他看上去很强势，很可恨，可是，认真地打量张爱玲的这位老爸，会发现，在他喜怒无常的表象下，其实住着一个受伤的灵魂。
张爱玲的祖母是寡妇熬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独养儿子身上，管教得很是严厉：盯着他背书。多少年后，张志沂还能将古文时文甚至奏折倒背如流；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衣服，满帮绣的花鞋，让他没法跟族中子弟比拼鲜衣怒马；教他像外祖父李鸿章那样饭后散步，这些过了时的理念，将儿子打造成一个过时的人。
他古文功底不错，旧体诗写得也很好，喜欢眠花宿柳，曾几何时，这是一个颇有派头的翩翩公子的必要元素。然而时过境迁，科考在他十岁那年被废除，“五四”之后，出风头的是刚刚兴起的白话诗，他像是在新时代里穿着一件旧衣服，走在人群中，很颓，很蹩脚。
更倒霉的是，他的妻子黄素琼很新潮：她婚后到英国去留学，学习油画，接触并且爱上了扑面而来的西方文明。经过这样一场熏陶，她更加无法接受家中那个抽大烟喝花酒一辈子也打不起精神的老公，回国不久就提出离婚。
张志沂不肯离婚，律师转头去做黄素琼的工作，黄素琼用一种非常欧化的语气，简洁明了地说：“我的心已经是一块木头。”
张志沂的自尊大受震动，终于在协议上签了字。
对张志沂来说，新时代就是那个可恶的第三者，从头到尾跟他犯戗，好在他后来娶的老婆孙用藩跟他志同道合，一道躺在鸦片榻上抽大烟，倒也夫唱妇随。可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他的女儿张爱玲，居然也爱上了新时代，站在他的对面。
对于这个女儿，他虽然不能说宠爱有加，却是倍加欣赏的。
如今，这个他喜欢的女儿也变心了，喜滋滋地奔向他的双重情敌新时代，让他怎能不恼怒？但另一方面，新时代只是个概念，对于那个女人，张志沂的感情是如此复杂，爱恨皆有，恩怨交加，所以那一次，当张爱玲向他提出要去姑姑那里住几天时，他情知妹妹与前妻同住，却余情未了，在鸦片榻上柔声慢应了一声。
但是两个礼拜之后，张爱玲从母亲那里回来时，他刚刚起床，有下床气，心情没那么好，再经后妻一挑拨，想起前妻，就是一个尖锐的盛气凌人的影像，一意投奔过去的张爱玲，也跟着变得可恶起来。他所有的怒气，在那一刻爆发。
父女俩就此翻脸，一生也没有回转过来，如此的决绝，并不是因为不爱，相反，是因为爱，只是求近之心往往弄成疏远之意，那样深的爱，却无法超越两人不同的人生观。之后张志沂匆忙地败完了母亲留下的那份嫁妆，死在一间不足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张爱玲靠写作成名，起起落落，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不同的人生观，让他们颠沛流离于不同的路途，然而，那样一份变了味的爱，却始终陪在他们身边，使他们一生也耿耿难安。
李敖最后的时光 李敖时光（五）
所有知道“甄子丹”这三个字的人都会冠我以“很能打”的标签，其实他们不知道：甄子丹的母亲更能打。
母亲对于中国功夫，有着深厚的情感和造诣。早在1984年她就夺得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并在美国创立了中国武术研究所，还担任过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的武术教练，并被美国最著名的武术杂志《黑带》评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武术家之一，而且是惟一入选的女性。直到今天，每当我仔细端详母亲瘦小得让人怜爱的身躯，都不禁感叹那无尽的能量与热情竟能由此而发！
11岁随父母移居美国后，我就进入母亲在波士顿开设的武馆里习武，也点滴见证着母亲以新移民的身份，在陌生的环境开创通常专属于男性的事业。而那一长串被低调母亲刻意封存的履历，却是从小习武的我最为敬佩与信赖的参照印迹，我笃信沿着母亲的步履走准没错。
武术哲学讲究“践形尽性”，母亲教导我认知武术乃至人生的方式，真正秉承了这一点。擅长器乐的父亲在我很小时就教我弹奏钢琴，但我并不喜欢，宁可清晨5点起来和母亲习武。有时我刚练完武，手掌上的血泡还在渗血，就被父亲叫去弹琴，自然不乐意。母亲看出我的“形”和“性”，就劝父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儿子自己从乐器和武器中选择！”最终，我得到“特赦”——优先习武，弹琴自便。
在习武的强度上，母亲也不作强求，只是常问我一个问题：“与人刀剑相向时，你相信自己的身手吗？”这句充满禅意的警示让我在平时练习时不敢懈怠，也自叹母亲确是一位太极高手，对任何事情都有着“四两拨千斤”的智慧。
在我十六七岁的成长关键时期，母亲动员我回北京武术专业队将多年的武艺“淬火”一番。我当然不想远离家人，但我信赖母亲的眼光，于是抛开所有眷恋，只身前往北京市什刹海运动学校武术队接受了两年多的训练。我19岁学成回到美国，当年就获得全美武术冠军，并通过母亲的一位学生介绍，从此踏进香港影视圈。
很多人对我演艺事业的评价都是“大器晚成”，我赞成这样的评价。在影视圈里沉浮了20年的我，出演了三四十部影视作品还未见大红大紫，更糟糕的是当时还因尝试自己导戏借了不少高利贷，以致事业和经济都陷入低谷。那段茫然的日子，我用抽烟排遣压力，烟瘾越来越大。有一天，母亲来片场探班后终于忍无可忍，说：“我跟你比一比吧！从今天起，我戒掉喝了30年的茶，你戒掉抽了三年的烟，看谁赢！”事后听妹妹说，母亲从那天起就果真不喝茶，而我无可推托，就此戒了烟。
如今我也是一女一子的父亲了，面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我仍乐于接受母亲的“太极教育法”。我的女儿个性比较懒惰，母亲就为她报名学溜冰，一方面让她增加体能锻炼，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她学会尝试风险，花钱买跤摔。至于儿子，母亲则建议将来一定读最普通的学校：“男孩子日后要挣钱养家，不可依靠家庭，一定要挫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入读高学费的国际学校固然能学会怎样得体地吃好一只龙虾，但不见得学得到怎样换一只水龙头！”
那次陪母亲看李云迪的专场音乐会，见母亲陶醉在行云流水般的音乐之中，我忍不住问道：“如果现在有机会让你重新选择，你会让我习武还是练钢琴？”母亲为难地耸了耸肩：“很难说。我现在可以看到你今天的路这样宽阔，当然不会选择别的路。可当初假如逼你弹琴，说不定也能成为很有名的钢琴家。只是，如果是一个不开心的钢琴家，我情愿不要赌……”
也许你们会觉得她又在耍太极。不过我却想感谢母亲：感谢她那一手“推己及人”的好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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