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别说不可能英语 永远别说不可能深度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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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别说不可能

美国的一家报纸上登了这么一则广告:“一美元购买一辆豪华轿车”。

哈利看到这则广告时半信半疑:“今天不是愚人节啊!”但是,他还是揣着一美元,按着报纸上提供的地址找了去。

在一栋非常漂亮的别墅前面,哈利敲开了门。

一位高贵的少妇为他打开门,问明来意后,少妇把哈利领到车库,指着一辆崭新的豪华轿车说:“喏,就是它了。”

哈利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人念头就是:“是坏车。”他说:“太太,我可以试试车吗?”

“当然可以!”于是哈利开着车兜了一圈,一切正常。

“这辆车不是赃物吧?”哈利要求验看车照,少妇拿给他看了。

于是哈利付了一美元。当他开车要离开的时候,仍百思不得其解。他说:“太太,您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少妇叹了一口气,说:“唉,实话跟您说吧,这是我丈夫的遗物。他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我,只有这辆轿车,是属于他那个情妇的。但是,他在遗嘱里把这辆车的折卖权交给了我,所卖的款项交给他的情妇——于是,我决定卖掉它,一美元即可。

哈利恍然大悟,他开着轿车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路上,哈利碰到了他的朋友汤姆。汤姆好奇地问起轿车的来历。等哈利说完,汤姆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啊,上帝,一周前我就看到这则广告了!”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那些连奇迹都不敢相信的人,怎么能获得奇迹呢?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对未来并不主动。他们不是在动荡的日子里颠簸得太久,就是在四平八稳的时光里缠绵得太深。不是绝望了,就是变懒了,表现在想法上,不是怯懦,就是不思进取。动荡迷乱了精神,信念就会在迷惘里溃散;而在温柔乡里待得太久,斗志难免会忘了回家的路。

自设的绝境,往往比生活给的绝境更让人难以逾越。这个世界最大的绝境就是:在希望到来之前,绝望已经到来;在“可能”到来之前,“不可能”早已抵达。

其实,许多地方往往不是人到不了,而是心到不了。只能在方寸之地回旋的人生,一定是跟在了别人的后面。一条路,当被前人走绝,自己也只有重复的份儿。实惠的生活哲学,往往都是挑选“能”的事去想、去做。这样看似规避了风险,却同样堵死了通往人生广阔天地的路。

生活是扑朔迷离的,它给你一些,也拿走一些,让你快乐一阵,也让你痛苦一阵。它的奇妙之处就在于,看似不动声色,却让每个人都过得不尽相同。

乐观的人,总能在生活的有限中走出无限来,因为他们更善于在绝望之处看到希望,在不可能中捕捉到可能。希望看似渺茫,却伏在了时间深处。它一动不动,等在那里,等着与心性坚韧而明亮的人相逢。你放弃的时候,或许它也在涕泪交加,因为,它与你只是咫尺之遥。人生的好多转机,不是等不到,而是常错过。

有时,消极想法太盛,会绑架我们的意志。先入为主的暗示,会让我们在否定自己时,愈发地理直气壮。如果你习惯站在庭院里吹风,不妨踩着木梯爬上屋顶。不仅是因为屋顶的风更大、更凉爽,重要的是,你会眼界突然一开,看到庭院里看不到的风景。

可惜,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给过自己登上屋顶的机会。他们被心底的院落囚禁得太久、太深。人生的明媚,他们无缘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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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不需要很优秀,尽全力就够了

文/嘉倩

小时候在幼儿园,常常玩一个游戏,小朋友们围成一圈,老师挑选六个人站在中间,只有五个座位。大家拍手唱歌,中间的孩子就绕着座位跑,音乐突然停下来,六个小朋友们就要去抢座位,往往有个人会多出来,不知所措地站着。

长大后,体育课玩“贴膏药”,也会有人尴尬地多出来。敏感的少女时代,我只会冷眼旁观这些集体游戏,尽全力找理由推脱。我是不喜欢这种残酷游戏规则的,因为注定有一个人会多出来,再认真再努力,也会成为失败者。

“我任何时候都以工作优先。”为了得到工作职位,坐在我对面的大学生们激情澎拜却稚嫩地夸口承诺。前两天我们领事馆招收新人,几百人申请,我当面试官,但只招收两人。突然想到,原来无论做什么事、长多大,我们都逃不出“抢座位”这个游戏。

我一直很好奇,当众人关注得到座位的胜利者的欢声笑语时,那些多出来的失败者们,他们都去了哪里?

初二时,年级动员大会上,老师问“想去高中部的同学们举手!”台下纷纷高举起手来,讲台上的老师很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年级排名前100名的,就有希望去,大家好好加油。”我冷冷地想,300多人,大家都想去,即使拼了命努力,也会剩下200人,他们要何去何从呢?

受不了这些压力,也叛逆地觉得学校呆不下去的时候,中午逃出校门去了家医院,对着医生很难过地说:“叔叔,我该怎么办?世事艰难,我去不了重点高中,考不上一本大学,我是个废人。”中年男人耐心地接待我这个问题少女,温和地说:“我周围的人,也不都是重点学校的,一样在当医生,活得好好的啊!”他打电话叫了我的父亲过来接走我。

父亲出现后,竟然没有生气,他对我这样任性倔强一定要找到意义的青春期女儿,似乎已经无奈。他没有直接带我回家,只是说:“走,带你去吃好吃的。”当我嚼着饭菜,坐在对面的他说:“其实你不需要很优秀,尽全力就够了。”

转眼快十年过去了,并不是教育家的父亲,虽然从未对我解释过“尽全力”到底意义何在,但一路走一路反思的成长岁月里,我为自己找到了为何要好好读书的真正意义:并不是为了去抢座位,而是更有权利更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当我讲了一口流利的英文,和考级和雅思无关,而是在与外国同事沟通时,双方能够真正合作解决问题。当我学好了一门专业,和一纸证书无关,而是为了实现指标时,能够尽可能减少耗费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当我待人接物落落大方时,和比赛奖状无关,而是使身边的人喜欢和我相处,每一天上班自己和别人都很愉悦。

每朵花都会努力绽放,但是往往有的开得早,有的开得晚,最后却都逃不掉凋谢的命运。青春也是如此,我们都会有一天老去,送自己的孩子上高考战场。当我们站在考场外,在烈日里翘首企盼的时候,会不会有那么一刹那被唤醒,其实花凋谢后,生出来的果子才是一棵植物的精华?花期太短,再美丽绽放得再早也有一天会谢,而果子,却是需要肥料和阳光的滋养,还有长时间的细心照顾,最甜的果子未必曾是绽放得最猛烈的那朵花。

那个没抢到座位的孩子,你的人生,可能会比想像中更厚重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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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的完美人生

文/江夜雨

1997年冬天,齐齐哈尔。

张伟从厂办的小学里放学,顺着那条小路,第几百次走进灰色的大门。

很久之后他回忆那天,依旧有着一点魔幻主义的色彩。机器单调的、巨大的仿佛永远不会停下的轰鸣声消失了,他看到寂静的人群围着那面熟悉的墙壁。那里曾分别出现过爸爸和妈妈的照片,下面有红色的五星标记的字符——先进劳动者。

那种不安的寂静并没有持续多久,人群开始躁动:“凭什么不让我们干了?!”“要生存,要吃饭!”“和他们闹!”

他透过暴躁人群的缝隙里看去,红色的纸张贴在玻璃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里写着父亲的名字。

高耸入云的烟囱冒着稀稀拉拉的黑烟,天空开始下雪。

那年冬天张伟学会了一个新的词汇——“下岗”。如果词语是有重量的,他几乎看到它压弯了父亲的脊梁。

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土地既慷慨又吝啬,小时回老家,他见过爷爷奶奶弯腰播种、收割,他们腰永远挺不直,保持着一个轻微的弧度。

爷爷最得意是将父亲送进了技校,让他成了家族第一个走出农村的人。父亲认识了同样在工厂的母亲,而后结婚,从单身宿舍搬进福利房,当工长,当主任……

他像这个重工业城市的很多人,以为这会是自己的一生,甚至是儿子、孙辈的一生。

1998年冬天,父母开始剧烈的争吵。父亲所有的技能都依赖于那条走了无数年的流水线,他就像这个工业城市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失去了机器,螺丝钉就是一个多余的部件。在这个满是下岗工人的城市里,他找不到所谓体面的工作。

“别他妈的瞧不起我,”他喝醉时变得格外暴躁,拿着酒瓶指着母亲:“如果不是老子让给你,你能留厂?!”

张伟并没有小到对家里变化懵懂无知。他能从寡淡的饭菜里发现家庭的财务危机,从逐渐沉默的氛围里体会到父母关系的紧张,但这一切都不如看到父亲骑着三轮车载客来得有冲击。

他尴尬地站在人群里,喊不出一声揽客的话,张伟的第一反应躲在了人群里。

永远不能低估中国老百姓令人心酸的忍耐力。很快,父亲习惯了抽劣质的烟,母亲习惯了接裁缝的活儿。那年过春节,他们回到奶奶家,一家人如常地包饺子,他被久违的肉馅儿香撩动咽着口水,父母少见地平和地聊天,直到电视里那个知名的小品演员说:

“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忽然死一般的寂静。

张伟读大学时离开了那个城市,去了一直向往的首都。穷,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东西,那就像旧旧的球鞋和深刻的不安全感,越是掩饰越是明显。

他比所有的人都努力,因为知道什么是一夕之间失去所有。

七年的大学生活足够改变你很多,他足够优秀得拿到奖学金、保研、找到一个漂亮的女友;他学会了收拾自己,消除了本就不太明显的地方口音,学会了和这个城市相处……

毕业K歌有人戏谑地唱起《重头再来》,屏幕上,成名的歌手在风雨中甩着头发,喝到半醉的他忽然泪流满面。

他想起父亲在下大雪时出去拉活,一个冬天手上长满了黑红色的冻疮;想起母亲低腰缝纫着低廉的布料,总要挑最偏僻的地方摆摊儿,偶尔碰到熟人就慌不迭地躲开……

所有对下岗生活诗意的诠释,都是一种无知而高傲的残忍。

毕业后张伟顺从了父母的心愿,考上所有人艳羡的公务员,拿到一张珍贵的进京名额。不能说他没有想过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但骨子里他多么需要一份安稳。那就像是热气球上一个针眼,让那些高飞的梦无声地消失在空气中。

张伟再回去过春节,沉默讷言的父母掩饰不住地高兴,所有人都为他高兴。

就像他捧着一个金色的不朽的饭碗。

张伟的女友研究生毕业时,那一年就业形势特别差,她没找合适的工作。还好,女友有个伯伯,是一所三流高校的领导,他说考博吧,毕业来我们学校。

“女孩嘛,当老师多好,能照顾家。”

于是女友专心考博,延迟了就业时间。在张伟工作的第五年,他们结婚了,依靠单位的政策优惠,他购进了按市场价根本无法企及的海淀区的房子,有地铁直达她的学校和他的办公地点。

成家,立业,按部就班。她在读书,他去上班,生活平静,毫无波澜。

虽然很久没有学过新东西,张伟仍然有着固定收入;忘掉了80%的专业知识,仍然可以轻松胜任工作;不用费心去买什么学区房,孩子就能在寸土寸金的海淀区得到一个入学名额。

他觉得自己该有安全感,但总是隐隐感到不安。

就像是半夜忽然下坠,睁开眼却发现还躺在床上。

两家的父母开始催促他们生孩子。“趁着读书时生,生完正好毕业去学校工作。”“再拖下去,就不好生了”……理由是如此不可辩驳,于是他们照做了。

2022年的春天发生了两件事。妻子怀孕了,她的伯伯因贪腐被抓。

工作泡汤了,挺着肚子找工作又不现实。“导师让我跟他做博后,”她叹口气:“我先读下去吧。”

两个月后,一个传了几年的消息尘埃落定:

北京市政府将迁往通州。

周围哀鸿遍野。北京这个城市大到残忍,无数人将面临实际上的两地分居。大家抱怨着、打听着,却鲜有人行动。

张伟人生第一次想跳出围城。然而,在这个经济糟糕的夏天去寻找一份得体的工作,是如此的艰难,年龄、资历、经验,他甚至不知道该在简历上写些什么。

而有些招聘上更是清楚写道:只要85后、只要90后。

在第N次失败后,他走在热得发烫的北京街头,却突然想起了在齐齐哈尔漫天大雪中努力蹬三轮的父亲起伏的背影。

对怕极了动荡的人来说,改变,是一种奢侈。

稳定,又一次压倒了一切。可问题依然存在:要么张伟每天花4小时通勤、行程140公里,要么让举家搬来通州,妻子在东边再谋职业。

而拥有博士学位的妻子,不想在通州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仿佛是一种讽刺,君在永定头,妾在西山尾,住在一个城市的他们,却面临着一种“双城”生活。

他和她无数次争吵,直到发现争吵并没有意义。于是决定等,等着靴子真正落地。

很奇怪,曾经在报告里无数次写过战略、思路、优势,写过狠抓、落地、执行,但张伟忽然明白了,谁才是承受这些东西的客体。

进入体制是一场公平的交易。它赋予你所谓的安稳,用看得见的身份来抹掉棱角,用看不见的文化来改造灵魂,让你习惯平静和中庸,最终换来无法反抗的服从。

温水煮青蛙,最大的诱惑在于那种舒坦的温暖,让人不用去面对世界的冰冷和颠簸。

等到快要煮熟时,哪里还跳的动呢?

张伟今年32岁,有一份得体的工作,妻子快博士毕业了,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

这是他的,完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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