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贞木武侠文学小说的叙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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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贞木武侠文学小说的叙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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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贞木武侠文学小说的叙述策略

这是一篇文学论文,本论文以朱贞木武侠小说的叙述策略;为论题,在论述过程中,笔者将目前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最新整理的《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中所存的朱贞木的全部武侠作品纳入到研究视野中。

第一章 奇诡叙述与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

一、 意象的构筑:奇谲诡异的江湖世界

江湖;的最初涵义是指长江与洞庭湖,虽然后来所指的范围有所扩大,用于泛指三江五湖,但也只是当作普通的地理名词使用。如在《庄子·大宗师》中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此处的江湖;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仅仅是当一个地理名词使用。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范蠡在成功之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此处的江湖;也没有特殊含义,仍然是指地理位置上的五湖;。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写道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范蠡当时既然已经雪会稽之耻,而且还官拜上将军,但是却突然辞官远逝,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出于对全身避祸的生存考虑。对于范蠡的这种避世行为,后人多有感触,因此再次谈论江湖;一词时,就不仅仅是单纯地当做地理名词使用,而是赋予其某种特殊的文化意义,使江湖;与朝廷;社稷;庙堂;等相对。如杜牧《遣怀》诗中云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①,此处诗人便是借助江湖;来表述其仕途不得志,落魄乡野的郁闷之情。范仲淹在其名作《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②,更是写出了文人在江湖;与庙堂;之间的挣扎与徘徊的处境,江湖;成为与庙堂;相对的一种存在。

在唐代的豪侠小说中,江湖;成为了小说中侠客们活动的背景,如袁郊《红线》中的女侠红线某前世本男子,历江湖间,读神农药书,救世人灾患;③。此处所讲的江湖世界;还只是指民间闾巷,是与朝廷;庙堂;相对而言的一种存在,并没有具体的描绘。宋朝的话本中所描绘的江湖;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如抢劫、杀人越货、一系列的道上黑话、及武功比试等等新的元素,成为颇具血腥味;的一种存在。至此以后,武侠小说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江湖;的字眼,江湖世界;所指的范围扩大,其含义也越来越丰富。

武侠作品中的江湖世界,既不是像现实世界一样真实的存在,也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易描摹与仿造。小说之中的江湖和现实世界有着异质;而同构;的关系。一代代武侠小说家经过自己的渲染和想象,心中怀揣着千古文人的侠客理想,在想象的江湖世界中抒发其内心的不平与愤懑,其中既有对社会的失望与不满同时又担负忧国忧民的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系列复杂而矛盾的感情在作品的江湖世界中得以展现,这就使得江湖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具有象征色彩的文学世界。这个江湖世界,存在于武侠小说家和读者的想象中,带有虚拟性和荒诞性色彩,生活于其间的是隐士高人、绿林强盗、豪绅恶霸、绝世魔头等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物,模拟了现实世界的众生相以及世间的复杂人性。这个虚拟的文学世界,满足了人们对彼岸世界的幻想,成为众人心中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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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奇诡的侠客形象塑造中凸显审美张力

谈及武侠小说总离不了侠;的存在,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③韩非子注重严峻的刑法,认为一些文人学士和游侠的存在不利于法的推行,但这一主张有其自身的偏颇性,并没有得到当权者应有的重视。侠的队伍反而日益庞大,社会的影响力也相应提高。直到司马迁《史记》的《游侠列传》中对侠这一形象有了初步而具体的界定,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④,文中将侠;的的基本特征比较详细地刻画出来。此后魏晋南北朝的诗作,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数不尽的带有时代烙印的侠客形象。在漫长的岁月中,作为历史人物的侠客,经过文人的不断改造加工,将历史的记载与文学想象相融合,使得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更有作为一种人物类型自身运转的内驱力;①。

侠并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社会上一群具有某种共同气质的人的组合,这种共同的气质就是大无畏的英雄精神。侠客们来自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有着不同的身世经历和各种各样的职业,但是他们因着共同的侠义气质而彼此信任,在日常的生活中,约定俗成地形成了规范自己行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侠客们行事果断而独立,坚决而坚定,但也夹杂着悍顽之态,有时他们的行为甚至过于乖张。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②,体现出侠客性格及行为上的复杂性。显然,研究这样一群特殊的人群,对于认识中国人的精神侧面,把握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朱贞木武侠小说的人物画廊中,既有对侠客形象写实性的描述,即这些人物形象的外貌、性格以及行为都与现实中的人物一样,是完全可以被人们轻易接受的。此外,还有一些人物形象是经过变形的写意人物形象,作者将这些人物形象塑造的既在情理之中,但又超乎人们的日常想象之外。他们有的是在外貌上经过加工变形,有的是在性格上凸显奇谲诡异之态,行为上让人既爱且恨;,这些写意类型的人物正是朱贞木武侠小说中的一大亮点,他们身上具有更加丰富的含义和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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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兽相安叙述与生态伦理寓意的彰显

一、 动物义行;的人伦化与生态伦理思想的融合

朱贞木的武侠小说中有深山幽谷中的人猿王国,还有驭猿驱虎的神秘奇诡侠客,有由人;而猿;化,又由猿;而人;化的种种离奇事迹,带有《博物志》和《山海经》中的传奇性特点。但是朱贞木对于人与动物相处的叙述,又不仅仅是在于搜奇记异的需要,而是在这奇幻的世界中,关注人与动物和睦相处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对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前人们与飞禽猛兽之间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吃与被吃的简易粗暴关系,人们为了寻求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获得更好的生活保障,必须要射杀动物。在朱贞木的武侠小说中,虽也存在人与动物之间搏击与争斗的场面,但是他同时也描述了人与猿、虎等动物的相安相辅之景。动物在其中是人伦情结得以实现的对象,且动物具有的某些本能,使人与动物之间能够进行基本沟通且得以和睦相处。这不仅是出于对艺术上的传奇心理的一种延续,更是体现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

猿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比较常见的意象,对于猿猴的研究和记叙,相当于是人类对于自我进化史的另类认识与追寻。古代人最初把猿当做是一种与人类相敌对的存在,虽然猿的外形是与人类相类的,但却保留了人类经过进化后所不再有的原始野性,性情凶猛残暴,祸害人间,这是由于古代人对动物的研究与认识受限所致。因此在早期的文学记载中会出现猿猴劫掠过路行人,谋财害命,强抢良家妇女等现象的记载描述。如《搜神记》中有写猿的性情淫邪,会胁迫美丽的女子为它们生子,在《集异记·崔商》中写道猿化为尼姑,对过路的行人谋财害命。随着人对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深入认识,文言小说中出现了人与猿之间另类的相处模式,在裴鉶的《孙恪》中抛弃以前人与猿相对立的命题模式,而是写人猿之间的缠绵恋爱,他们之间的恋爱虽受到传统世俗观念的束缚与压迫,但却在情感与理智的艰难抉择中,毅然冲破人猿异类;观念的阻碍。这显示出人类在适应自然的能力上的提高与改变,不再对凶禽猛兽怀有恐惧与质疑,不再是单纯地以敌对的眼光看待异类,而是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人与动物和谐相安的现象。.........................

二、 人兽相安彰显果报观与孝义观的融合

佛经中常有人类因为心诚或是善行而得到动物帮助的故事,这是佛教果报;观的体现。动物作为客观事物在文学作品中是充当象征符号的作用,因此动物的义行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一种符号行为,作者将动物人格化、拟人化,将其行为化为世俗中的某种道德理念,以达到教化世人的目的和作用。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学就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必须要表述某种价值观念,或者是道德理想。这种教化传统早在《诗经》的兴观群怨;、《楚辞》的香草美人;中就有体现,孔子教导弟子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宋代的程颢将此话中的鸟兽草木;赋予拟人化的象征意义,从而带有教化世人的作用,即使是平常的鸟兽草木也要将它们符号化为某种观念。朱贞木武侠小说中对此种文学现象在承袭的基础上又有所改进,借人与动物间相处的故事,体现佛教观念中的因果报应观念与传统道德中的孝义观念的融合。中国自古就重视伦理道德,早在西周时期,中国文化就显示出特有的伦理色彩。此后,形成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道德体系,引导并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善恶观念分明,在精神上注重对善的关怀。随着佛教进入中国后,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伦理等经过一系列冲突与磨合,最终走向融合。佛经中所讲的因果报应有现报、生报和后报,现报即因果报应的现世性,生报和后报是指因果报应的出世性。我们通常所讲的佛教果报;观是中国化之后的产物,孔子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我国自古就重视现世生命的存在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因此中国化的佛教因果报应观就更加注重现世性。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与中国的文学艺术相结合,使得佛教伦理及佛教教义在我国得以更好地传播,两者的结合更加深入地实现传统道德的伦理教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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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归隐叙述下对生命永恒;的追求.....................30

一、 归隐是对生命自由的追求.......................30

二、 在归隐中肯定生命的价值........................35

第三章 归隐叙述下对生命永恒;的追求

一、 归隐是对生命自由的追求

纵观朱贞木的武侠小说,对归隐现象及归隐结局的描述几乎贯穿其全部作品。小说中许多侠客都对隐逸生活怀揣着向往,并最终选择归隐之路,退出江湖。在《虎啸龙吟》中陆地神仙游一瓢携太湖堡众英豪急流勇退,隐入云南的莽歇崖,不问世事。《罗刹夫人》中罗刹夫人一心想打造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以此作为归隐之所,最终得偿所愿,与沐天澜、罗幽兰一同归隐山林。在《蛮窟风云》中,上官旭与无住禅师在看到钟灵毓秀的绛云岩时,都不约而同地产生归隐山林的向往。《七杀碑》中的破山大师,经历过江湖上的腥风血雨、配偶逝世后,他看破红尘,隐居乌由寺中。作品中这种归隐现象既有力地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同又时塑造了一群向往自由的侠客形象,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其间的交融。侠客的归隐是对生存现状做出的妥协,文学作品中侠客形象是为达成一定的目的而存在的,一旦目的达成便没有了存在价值,而侠客们这种归隐现象恰好弥补了侠客或因圆满结局所带来的空虚与迷茫之感,或是因愿望落空而带来的失意与沮丧之感,归隐正好是侠客最合适的选择,归隐结局中的深刻意境,符合读者的审美情趣,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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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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