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通商与清代对外开放的艰难步履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同意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的一些资本家兴奋不已，以为从此他们的产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中国庞大市场，于是立即掀起了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837年为90多万英镑，1843年增加到145万多英镑，两年后竟达239万多英镑。不仅输入了大量棉纱、棉布，还运来钢琴、刀叉等商品。

然而，英国当时一时冲动输入中国的大部分商品纷纷滞销，大量积压，不仅钢琴、刀叉之类的洋玩艺儿无人问津，就是细软美观的洋布也难以与厚实耐磨的土布形成竞争。所以1846年以后，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不得不大幅度回落，每年基本停留在150万英镑左右，使英国人感到：“看不出稳步的增长，也看不出未来的希望。”

不过五口通商后，中国的丝、茶的出口量却是直线增长，到19世纪50年代初，出口量比战前增加了一到二倍。所以在普通商品的贸易方面，中国仍处于出超地位。

五口通商以后，尽管这种被动的对外开放在最初的20年中并没有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多少显著的变化，西方国家有限的商品输出对于庞大的清王朝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破坏，作用也还十分有限，但它毕竟使西方殖民者有了“合法”开展商务活动的基地，从而为外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展奠定了基础，并且也终于使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迈出步履沉重的第一步。

事实上，通商多少还是给口岸及其附近地区带来了一些将在日后产生重要意义的变化，比如广州附近的佛山，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等地开始使用洋纱织布，为日后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直接导致了为洋行服务的买办群体的壮大，从而间接促进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