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帝王的社会改革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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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帝王的社会改革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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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帝王的社会改革中的角色

明时著名学者王夫之评论宋仁宗赵祯:“计此三十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鹜、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帝王“无定志”,是由他们的尴尬角色决定的:既是旧的利益集团总头目,又是新的利益集团总代表,所以在变法中往往患得患失、飘忽无定,难有坚定者。因为风险,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们一般选择做个“啃老族”,美其名曰“守成之主”,将弊政粉饰为鲜花,击鼓传花传下去。

常常是弊政击鼓传花传不下去了,帝王才可能勉强同意改革。改革顺利,千好万好,但这种情形几乎没有。他们一般不大可能真正否定前任,因为改革的是汉室,刷新的也是汉室,而不能改革汉室刷新是唐室。所以,一般只能将血污的、破残的四壁粉刷一下,而无法轻装上阵,包袱比蜗牛还重。

一个谎言得用十个谎言去圆,旧的包袱没卸下又不断加上新的包袱。长此以往,总有背不动、改不动的时候,人民也由体谅、无奈变成愤慨。像一对夫妇,从抱怨、隐忍到闹离婚,甚至发展到与第三者合谋凶杀。这就是越到后期,改革越难成功,以至让革命超越的原因。

皇帝昏庸与奸臣当道相辅相成。皇帝不昏庸,奸臣怎样可能当道?奸臣当道了,皇帝怎样可能不昏庸?然而,政客不这么看。朱由检粉碎魏忠贤“阉党”集团,照样奉朱由校英明伟大,仿佛魏忠贤是元朝潜伏下来的特务;嘉庆打了和坤大老虎,照样奉乾隆英明伟大,仿佛和坤是明朝培养提拔的高干。他们眼里只有奸臣替罪羊,没有先皇罪魁祸首。只要登上皇帝宝座,就只有大好与小好之分,而没有糟与罪可言。赵佶玩物丧志玩丢了江山和自己性命,其责任被归咎于百年前变法的“奸臣”王安石,赵佶所得谥号为“体神合道骏烈逊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堆砌的也都是好词吧?这就注定了他们即使改革也不可能彻底,更不大可能圆满成功。

改革遇到小阻力,帝王一般也能支持。唐武宗李昂改革禁军的衣食供应,宦官仇士良说是宰相李德裕捣鬼,挑动军人闹事。李昂怒斥仇士良:“敕书初无此事,且敕书皆出朕意,非由宰相,尔安得此言?”皇帝揽责了,仇士良自然不敢再放屁。秦桧死时,有人非议,想撕毁和平协议,赵构连忙公开辩护,说与金求和那是他的指示,谁还敢说三道四?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洋务运动”改革失败,李鸿章一时陷入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幸好握有实权的总理恭亲王挺身而出,在写给光绪和慈禧的检查书中辩护:“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李鸿章躲过一劫,不禁感慨“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心中一段春”。正因为留有一段春,李鸿章顶着风霜刀剑般的百官气继续为国尽心尽力。但是像这样坚定的支持,史上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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