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帝王的社会改革中的角色

明时著名学者王夫之评论宋仁宗赵祯：“计此三十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鹜、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帝王“无定志”，是由他们的尴尬角色决定的：既是旧的利益集团总头目，又是新的利益集团总代表，所以在变法中往往患得患失、飘忽无定，难有坚定者。因为风险，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们一般选择做个“啃老族”，美其名曰“守成之主”，将弊政粉饰为鲜花，击鼓传花传下去。

常常是弊政击鼓传花传不下去了，帝王才可能勉强同意改革。改革顺利，千好万好，但这种情形几乎没有。他们一般不大可能真正否定前任，因为改革的是汉室，刷新的也是汉室，而不能改革汉室刷新是唐室。所以，一般只能将血污的、破残的四壁粉刷一下，而无法轻装上阵，包袱比蜗牛还重。

一个谎言得用十个谎言去圆，旧的包袱没卸下又不断加上新的包袱。长此以往，总有背不动、改不动的时候，人民也由体谅、无奈变成愤慨。像一对夫妇，从抱怨、隐忍到闹离婚，甚至发展到与第三者合谋凶杀。这就是越到后期，改革越难成功，以至让革命超越的原因。

皇帝昏庸与奸臣当道相辅相成。皇帝不昏庸，奸臣怎样可能当道？奸臣当道了，皇帝怎样可能不昏庸？然而，政客不这么看。朱由检粉碎魏忠贤“阉党”集团，照样奉朱由校英明伟大，仿佛魏忠贤是元朝潜伏下来的特务；嘉庆打了和坤大老虎，照样奉乾隆英明伟大，仿佛和坤是明朝培养提拔的高干。他们眼里只有奸臣替罪羊，没有先皇罪魁祸首。只要登上皇帝宝座，就只有大好与小好之分，而没有糟与罪可言。赵佶玩物丧志玩丢了江山和自己性命，其责任被归咎于百年前变法的“奸臣”王安石，赵佶所得谥号为“体神合道骏烈逊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堆砌的也都是好词吧？这就注定了他们即使改革也不可能彻底，更不大可能圆满成功。

改革遇到小阻力，帝王一般也能支持。唐武宗李昂改革禁军的衣食供应，宦官仇士良说是宰相李德裕捣鬼，挑动军人闹事。李昂怒斥仇士良：“敕书初无此事，且敕书皆出朕意，非由宰相，尔安得此言？”皇帝揽责了，仇士良自然不敢再放屁。秦桧死时，有人非议，想撕毁和平协议，赵构连忙公开辩护，说与金求和那是他的指示，谁还敢说三道四？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洋务运动”改革失败，李鸿章一时陷入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幸好握有实权的总理恭亲王挺身而出，在写给光绪和慈禧的检查书中辩护：“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李鸿章躲过一劫，不禁感慨“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心中一段春”。正因为留有一段春，李鸿章顶着风霜刀剑般的百官气继续为国尽心尽力。但是像这样坚定的支持，史上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