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对后世的影响

朱熹：朱熹号晦庵，称朱文公，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是程颢、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1148年进士，也算赵构自己培养的人才。但入官同安（今属福建厦门）主簿后，认为“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慨然不仕”，筑室武夷山，从事教育和著述活动。

朱熹思想在现代看来当然也有可取部分，例如他提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显然是“民主”意识。但封建统治者不可能采纳他这类超前意识，而只重用他“纲常”之类专制思想。《中国的历史(07)》评论：

如果说中国的停滞和没落是在朱子学支配体制下出现的现象（直到清末朱子学一直占着统治地位），那么应该负这个责任的朱子学就是使中国走错路线的元凶。

很多现代学者持类似的看法，如《中国改革通史（辽夏金元卷）》写道：朱熹理学变成了章句传注，限制了知识阶层的自由探索，进而便利了统治阶级对士人阶层的思想束缚，因而对封建社会后期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作用是消极的。

“天理”本来犹言“天道”，指自然的法则，朱熹引申为“天理之性”，是“仁、义、礼、智”的总和，即封建的伦理纲常，并与“人欲”相对立，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成为一种禁欲主义，压抑人性。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认为这要求太高，又极不符人性，连朱熹本人也做不到，于是产生两种现象——

一、道学家在礼教甲胄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

二、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胄中受苦。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就是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兄也不能逃脱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