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赋税制度的变迁

赋税是古代田赋与其他税收（如人口税、财产税、田地税、工商税等）的合称，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赋”、“税”最初各有所指，在秦汉时，“赋”指人头税（人头税在汉代分口赋和算赋两种，口赋面向未成年人征收，每人每年交二十钱；算赋面向成年人征收，缴纳一百二十钱。商贾和奴婢加倍征收），“税”指土地税（在汉代为二十税一，即征收产量的二十分之一）。《汉书•食货志》云：“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随着私有经济的不断发展，赋、税才逐渐混合。

中国最初的赋税是统治者向百姓征取土产、劳役和其他实物。据《孟子•滕文公上》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贡、助（服劳役于公田）、彻（缴纳地产实物）都是指田税制度，赵岐注：“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耕七十亩者，以七亩助公家；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税率为十分之一，即什一税。

春秋战国以后，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土地走向私有，“初税亩”、“初阻禾”等新税法开始实行，如《左氏传》载，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实行“初税亩”（即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征税）。秦汉时，收取人头税、土地税，汉武帝时还向商贾征收财产税：财产、马车、船只都要抽税，每价值二缗（每缗为一千钱）的财产抽一算（一百二十钱）；马车每乘抽一算；船只五丈以上者抽一算。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随着占田制和均田制的推行，加上战乱，人头税不便收取，于是改行租调制。即交纳田租和户税（一般交纳帛、麻、绵等）。到了唐代，租调制进一步发展成为以丁定赋的租庸调制，丁指成年男子，庸指力役。具体为，成年男子给田一顷，每人年纳粟二石为租；纳绢二丈，纳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为调；服役二十天或以纳绢代役为庸。其基本含义被概括为：“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

唐代中叶后，随着土地兼并之风的盛行，田地被大量集中在个人手中，农民流离失所，财政十分困顿。宰相杨炎提出了两税法，其纳税以土地和财产为主体，每年夏、秋两季交纳。在新的税法中，住户不论人丁，皆以资产确定纳税高低。由于土地私有化加剧，很多农户没了土地，这样的税收模式显然更为合理。

两税法亦因此成了后世效法的蓝本。如明朝推行了一条鞭法（税役合一），清朝实行的地丁合一、摊丁入亩，都是按田地计税，以财产的多寡来确定税额。辛亥革命后，税收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概称或其他征课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