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末年社会危机的种种表现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堪称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当时，王朝的威望很高，实力很强，阶级关系比较缓和，统治秩序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和文化都相当发达。然而，就在唐朝的声威如日中天的日子里。它富强的基础均田制日渐瓦解，府兵制崩溃的危机亦日益加深。

特别是到玄宗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与没落，政治的败坏与混乱，以及武装废弛、边疆危急、财政困窘、内部矛盾加深，致使唐朝很快由强盛走向衰落。天宝末年，虽表面上仍是一派升平气象，而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人人思乱”了。

再从统治集团内部来看，玄宗后期，上自王公贵族，下至一般官僚，早巳抛掉开元时期有限的政治改革和节俭作风，纵情享乐，日趋腐败。

玄宗本人“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天宝末年，他已完全变成一个沉湎声色、奢靡腐败的皇帝。他每顿的膳食，“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当时后宫里宫女4万，佳丽3000，他仍不满足，又看上自己的儿媳寿王妃杨玉环，将她据为己有，封为贵妃。

玄宗专事享乐，怠于政事，朝中事悉委于李林甫等人。李林甫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相。他“口有蜜，腹有剑”，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擅权跋扈，专门排斥正派朝臣。名相裴耀卿、张九龄等被诬为“阿党”而罢免，同时被杀的朝臣不下数百人。所谓“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用”。

李林甫又怕边帅入相，劝玄宗重用蕃将充当边帅。为了蔽塞玄宗视听，自专大权，他召集谏官训话：“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勿用多言!”补阙杜珐尝上书言事，第二天即被贬逐。“自是，谏争路绝矣”。

李林甫任相19年(734—752年)，搞得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他手下还有一批善于勒索敲榨、搜刮百姓的能手，如王珙、罗希奭、吉温之流。玄宗对他们不仅不加制止，而且“重官累使，尊显煊赫”，放手让他们苛敛百姓，致使大唐帝国的朝政更加混乱不堪。

继李林甫之后，是杨国忠执政。国忠本名钊，其行“为宗党所鄙”，凭借杨贵妃的裙带关系，爬上政治舞台。为了获取权势，他“专徇帝嗜欲，不顾天下成败”。他骄纵跋扈，处决所有朝政，百官莫敢可否。他贪污纳贿，聚敛财富。为相不到两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

天宝年间掌权的就是这样一伙奸邪佞人。他们把社会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百姓凋残，强人侵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这种形势下，边疆民族问题日益紧张。吐蕃不断侵扰，大食乘机挑衅，南方的南诏和北方的契丹、回纥，时时威胁着唐朝的安宁，危机四伏。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正是利用了玄宗集团腐朽统治酿成的这种危机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