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在两晋时期有着重要发展

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之状况。

学术思想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文化中心为建康、洛阳，在官方教育方面，晋朝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国子学，以后历朝历代延续，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教育学领域还是中国最早把书法作为教育课程进行推广的时期，在官方提倡书法教育，设立书博士。这是因为从司马懿到司马炎时代都有重视书法的传统，在《法书要录》中记载魏国的五位书法家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与韦诞、虞松、钟会被认为是魏国书法名家。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

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辩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到南北朝时艺术更兴盛，南方以绘画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为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

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 。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

“无”无法感应，但能主宰所有。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