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訢与慈禧太后的恩恩怨怨
奕訢在热河政变中与慈禧勾结,只是为了共同消灭肃顺派。他们的合作,并非真心诚意,而只是互相利用罢了。慈禧早就认识到奕沂是她专权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但在垂帘之初,一则羽翼未丰,二则缺乏经验,所以还得依靠奕訢帮助收拾清文宗留下的破烂局面。
而奕訢完全低估了慈禧,总认为她是女人,成不了气候。同治朝,慈禧对奕訢恩威并施,让奕訢掌握军机处,兼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认奕訢之女为义女,封奕訢之子为贝勒加郡王。奕訢大权在握,依仗资格和权势,日益变得骄纵和狂傲起来。
慈禧可不愿奕訢这只“风筝”飞得太高,赶忙紧扯风筝线,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奕訢听从岳父桂良的提议,接受门包礼钱,数目甚巨。慈禧抓住这一把柄,以“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为由,罢免了他的所有职务,后重新让其官复原职。通过罢免和复职,慈禧明白无误地警告奕沂:
她同他之间,不是什么平等的伙伴关系或嫂叔关系,而是名分森严的君臣关系,她完全掌握着他的命运。奕訢此时方才真正认识到,他的这个嫂嫂,绝不是普通的女人,其精明、狡猾、狠毒的程度,比自己原先的预想,起码要高出十倍二十倍。
从同治朝到光绪朝,奕訢对于慈禧小心翼翼,内心不满,表面不敢流露。慈禧对奕訢时刻防范,礼尚往来的背后隐藏着杀机。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战争后,并未战败的清政府却和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有人上书指责奕訢“辅弼无状,议和失策,以致胜犹受辱”。
其实,中法战争的主要决策者是慈禧,主要议和人是李鸿章,但慈禧却把责任推到奕訢身上,以“萎靡因循”的罪名,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令其“家居养疾”。从此,奕訢一蹶不振,再无力量与慈禧相抗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