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之争

“朋党”原本指一些人为自私的目的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中国自古深受朋党祸害，如东汉的“党锢之祸”。但这“党”( factions)不是我们今天政党中的党(partise)，它只是政治人物基于个人关系松散的结合体，类似于当代中国的“关系网”，用现代俗话说是“山头”、“圈子”。

唐朝的朋党之祸早就有。李泰是李世民第四个儿子，本来安于现状。636年太子李承乾的脚出毛病，李泰认为机不可失，便拉拢亲信，结为朋党，想谋太子之位。李世民很生气，将他囚禁。

长孙无忌是李治的舅舅兼太师，也是李世民遗诏辅佐李治的两位大臣之一。659年4月，礼部尚书许敬宗在处理一个朋党案时，趁机奏长孙无忌与他们伺机谋反。一沾上朋党加谋反，长孙无忌就十恶不赦了。李治大哭：“舅舅如果真是这样，我也不忍心杀！我如果杀舅舅，天下把我看成什么人，后世又将把我看成什么人！”尽管如此，李治没让长孙无忌对质，就下诏削他的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其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放或被杀。三个月后，李治要求复核此案，许敬宗派人逼长孙无忌自杀。

牛李党争声名狼藉，柏杨一针见血地批评：他们像虫蛆一样，没有政治理想，只有私人恩怨，看不到远景，只看眼前一寸的现实利益。个别检查，如李德裕的能力、牛僧孺的道德，都使人人敬。可是，只要一涉及党派，便立刻失去理性。

李昂曾经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牛李党争”不是第一次朋党之祸，更不是最后一次。北宋文豪欧阳修有一篇十分著名的文章《朋党论》，认为朋党自古有，关键在于区别对待，用小人之朋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清统治者特别怕朋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甚至说“夫明之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讲学始于东林”，这显然荒谬。难道东林的负面影响甚于“阉党”与那个顽童皇帝？1724年雍正也撰一篇题为《朋党论》的文章，驳斥欧阳修的“异说”，印发给大臣，意义非同一般。雍正对诸王、贝勒、满汉文武大臣们阐释：

朕今御制《朋党论》一篇颁示，尔等须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如自信素不预朋党者，则当益加勉励。如或不能自保，则当痛改前非。尔等须扪心自问，不可阳奉阴违，倘自干国法，万不能宽。

雍正还杀气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幸好欧阳修没活在清朝。据说，末代皇帝溥仪最崇拜雍正。溥仪曾给皇亲国戚们讲授雍正的《朋党论》，要求用实际行动表示绝不结党营私，人人互相监视，对其他人的一言一行随时要向溥仪打小报告，不然就犯欺君之罪。越是专制，越是畏惧私结朋党。结果，清朝倒是偏偏亡于真正的“革命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