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为什么权贵阶级的改革积极性最低

古今中外的改革与革命的基本目的，无非是“均贫富，等贵贱”，即努力消灭政治、经济、文化特权，实现社会平等。或者说是利益格局调整，重新洗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实行封建化改革，“食有劳而禄有功”与“因能而授官”是两大基本内容。其后，历代改革也大都以此为主，包括辽、金、夏等少数民族封建化改革也如此，清末的民主化改革更是如此。可以说，权贵阶级是古今中外革命与政治、经济改革的主要对象，区别只是自己主动改革，还是被动让别人来革命。清时史学家王鸣盛在评论“永贞革新”时说：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宦官、跋扈之强藩。观《家录》，叔文实以欲夺阉人之兵柄，犯其深忌。

这就注定了权贵阶级的改革积极性天然最差，只有少数精英可能超脱私利的束缚。“戊戌变法”前夕，光绪向慈禧作最后请示，长跪两小时。听完汇报，她明确要求：

“你的新政只要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第一族的权利，我就不反对。”改革一实施，大批贵族觉得“满洲第一族的权利”受到损失，立即疯狂反对，慈禧果然果断地扼杀。

对于张居正的“一条鞭税法”与雇佣兵制改革，芬纳评论：二者都是对旧制度明显瓦解的反应，但二者都没有实现既定目标，因为政府背后缺乏改革动力。官员们根本不允许皇帝推行这些政策，他们自身既不愿也不可能推行这些新政策。官员们的目标只是平静地生活。他们理想中的国家就是政治稳定，国内太平。

当然这种稳定与太平是表面的，暂时的，甚至虚假的，正如孟德斯鸠所揭露：“这种稳定并不是太平，它只是缄默而已”。自己欠利时，闹着改革甚至革命，摇身一变成得利者，马上反对改革与革命，妄图将诸种不公钢铸铁打，千秋万代保持下去，别人能不“仇官”、“仇富”吗？

帝王要改革，直接影响他们的饭碗，他们会有舍小家保大家的高风亮节吗？王莽篡汉，如此“大逆不道”的改革，居然得到朝野一致支持。然而，王莽推行均分土地、解放奴隶和更换钱币等改革，一触及切身利益，便都纷纷起兵造反了。据统计，当时反王莽的义军首领中，普通百姓仅占29%，豪强大姓占72%，说明反对者主要是社会上层。

外国同样如此。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改革，如取消贵族一入伍就当军官的旧制度，而按新规定他们也得先当普通士兵，逐级升迁；又如规定地主贵族只能把土地和其他不动产传给一个儿子，其余子女只能分得金钱等动产，迫使他们自谋其食。受这一系列改革影响的贵族便聚集在太子阿列克塞周围，成为“太子帮”，公开反对改革，与彼得一世矛盾日益尖锐。阿列克塞竟然与奥地利宫廷勾结，阴谋政变。

彼得一世只得将阿列克塞皇位继承人的资格取消，令他出家当牧师。阿列克塞又叛逃至奥地利，彼得一世将他引渡回来，通过特别法庭判处死刑，并将皇位继承人制度改为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