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发生的根源在于均田制与府兵制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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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发生的根源在于均田制与府兵制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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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发生的根源在于均田制与府兵制的破坏

唐代的府兵制是建立在寓兵于农基础上的一种兵制,具体地说是与均田制共生的一种兵役制度。均田制在唐朝前期,对于恢复社会生产,缓和阶级矛盾和维护国家必要的财政收入,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它本身的弊端如授田的不足,以及土地兼并的盛行,到天宝年间,已彻底遭到破坏。“开元之际,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汉成、哀之间”。天宝十一年(752年)玄宗在诏令中承认:“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说明关于均田的法令已失去效力。

按照规定,府兵制下的农民要轮番到京师宿卫或戍边,每年约两三个月。所需马驴、米粮、甲胄、戎器,都得自备。高宗以后,战争频仍,府兵戍边出征,往往逾期不得更代,府兵成为苦差。“无钱则贫弱先行,行货则富强获免”。地主豪富勾结官吏逃避检点,兵役完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均田制的破坏,迫使大批农民沦为佃户,他们再也无力承担兵役。“由是应为府兵者皆逃匿”。天宝八年(749年),折冲府已“无兵可交”,政府只得下令废除府兵。

府兵废,募兵兴。此后中央禁军和镇边兵士皆由召募而来的职业兵组成。地方镇将得以任意扩充兵额和拥有重兵。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府兵法坏,而方镇盛”的外重内轻的局面。当初,军府近半数集中于京师所在的关内道,中央对边疆持居重驭轻的形势。改行募兵制后,由于边防的需要,在沿边要地驻扎重兵。

据《通鉴》记载,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共有军队57万多,其中驻在边镇的军队达49万,占总数的5/6。猛将精兵皆聚于东北、西北两边,中央兵力空虚。过去内重外轻的情状,一变而为内轻外重的局面了,可惜并未引起玄宗的注意。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正当玄宗陶醉于歌舞升平之际,渔阳鼙鼓动地而来。安禄山从范阳(今北京)起兵,率所部蕃汉将兵15万,号称20万,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企图夺取唐朝最高统治权的安史之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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