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有几种情况不必“避讳”的情况

一般来说，避讳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是古代中国人共同遵守的规则。但是，也有的人在国讳以外的范围里，勇于突破世俗的藩篱。《齐东野语》卷四《避讳》里记载，宋宣和年间，有名徐申、字干臣者，出任常州知府。某日，一邑宰报告公事，称：“已三状申府，未施行。”徐申大怒，斥责道：“君为县宰，岂不知长吏名，乃作意相侮！”谁知该下属竟毫无惧色，高声反诘：“今此事申府不报，便当审监司，否则申户部，申台，申省，申来申去，直待身死即休！”一通抢白后，“长揖而退”。知府大人虽然气得半死，但也无可奈何。

另一不讲家讳的例证，见《宋史》卷364《韩世忠传》。抗金名将韩世忠，对朝廷忠心耿耿。他力排和议，公开反对秦桧。有人为他担心，他回答：“今畏祸苟同，他日瞑目，岂可受铁杖于太祖殿下？”他还告诫家人：“吾名世忠，汝曹毋讳‘忠’字。讳而不言，是忘忠也。”

在严格避讳成为社会一般规则的大环境里，除了上述有意突破藩篱的个别行为，还有若干供公众利用的比较宽松的特别条例：

其一，讳名不讳姓。《孟子•尽心下》：“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名称是个人的标志，所以要避讳，而姓是族人共同的符号，所以不须避讳。

其二，二名不偏讳。《礼记•曲礼》：“二名不偏讳。”意思是说，对双名的帝王名称，只要不两个字连用，也是允许的。例如，在文章或语言中单独使用“世”、“民”字眼，不算触犯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

其三，不避嫌名。嫌名，即与某人名称字音相同的字。《礼记•曲礼》有“不避嫌名”的记载，但是在实际上，很多时候嫌名也同样要求避讳。如宋代因为太祖名匡胤，特别规定的必须回避的“匡”、“胤”的同音字就多达35个。前文说到的唐人李贺为避父名晋之讳而放弃应进士科考，也是避嫌名的例证。

其四，已祧不讳。《礼记•祭法》：“远庙为祧。”此外，帝王对世数远隔之祖，依制将其神主迁入远祖之庙，也称祧。《说文解字•示部》：“祧，迁庙也。”为子孙奉祀的祖宗，经过若干代之后，必须迁入“远庙”即祖庙。对于这样的祖先的名称，子孙可不必避讳。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翼祖（赵匡胤的祖父赵敬，被迫尊为翼祖）迁祧，礼部和太常寺上奏，“正月九日，告迁翼祖皇帝、简穆皇后神主奉藏于夹室。所有以后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