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给人带来麻烦，但也为研究历史提供帮助

古代的避讳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大略地说，它始于周秦，成于汉唐，盛于两宋，明清以后逐渐衰微。

比如对于孔子的避讳。宋代以前，孔于之名并不需回避，庸人诗文里直呼其名的例证随处可见。例如李白就曾说过：“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但从宋代开始，孔子被迫送“至圣文宣王”，与皇上共享“圣”字的荣耀，他的名称再也不可随意称呼。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下令避孔子讳，“改封曾参武城侯、颛孙师颍川侯、南宫适汶阳侯、司马耕睢阳候、琴张阳平侯、左丘明中都伯、谷梁赤睢陵伯、戴圣考城伯，以所封犯先圣讳也”。同时，改瑕丘、龚丘为瑕县、龚县。

金章宗时，禁止人们以丘为名；经史中的孔丘之丘，须读作“某”，单独的丘字则读作“区”。清雍正三年（1725年）规定，姓氏、地名中的“丘”皆加偏旁写作“邱”，“邱”在这里读作“期”。

在历史上，避讳终归给人们惹出种种麻烦，却丝毫不会给尊者、亲者、贤者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摆脱了迷信和愚昧，日益走向民主与科学的现代人越来越相信，直呼尊者、亲者、贤者的名称，不但毫无“大不敬”的意味，相反更容易表述自己真挚、热烈的情感。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在1984年国庆游行的队列中高举“小平您好”的横幅，赢得国人一片欢呼，就是最好的证明！

凡事皆利弊共存。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种种遗存，固然为后入学习历史增添了许多麻烦，但它同时也为研究历史提供了某些特别的帮助。

例如，研究名讳就是文献学家辨别典籍年代的重要手段。《颜氏家训》，题署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人们对此颇有疑义，根据就是书中多处避“忠”字。《序致》：“圣贤之书，教人诚孝。”《勉学》：“不忘诚谏。”《省事》：“贾诚以求位。”《养生》：“行诚孝而见贼。”《归心》：“诚孝在心。”这些“诚”字，都应当作“忠”。因为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名忠，所以颜氏不得不避之。

另一方面，《颜氏家训》里多处提及《广雅》一书，而不像曹宪的《音释》一样，为避隋炀帝杨广之讳而改名《博雅》。据此，“此书盖成于隋文帝平陈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其当六世纪之末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