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后期逐步形成的奢靡之风

由于政治上的安定，经济地位的加强，开元时期(713—741年)的长安，呈现出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长安一斛米值钱不足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有的文献记载：“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长安的“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其他各地，也“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这些情况，反映了长安与关中的稳定和繁荣是与全国的形势密切相关的。

随着形势的好转，玄宗再不想东去洛阳了。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以后，他明确表示：“朕亲主六合二十余年，两都往来，甚觉劳敝，欲久住关内。”这说明长安最适宜于他的享乐要求了。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一片颂歌声中，玄宗逐步转化。

唐代就有人说：“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李林甫)，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既然逐步沉溺于声色之中，当然不愿意离开当时最繁华的大城市了。同时，还必须明确，封建统治者所谓的节俭、禁奢，是和那些腐败、没落，竭泽而渔的统治者相对而言，他们和劳动者决不能同日而语。

例如，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出嫁时，资送十分丰厚，成婚之日，自兴安门(大明宫南边偏西的一门)向南至宣阳坊，有三坊之远，满街都是火炬，大路两旁的槐树大多被烧死了。开元十年(722年)十二月，玄宗的女儿永穆公主出嫁，玄宗也要按太平公主的标准资送永穆公主。后经人劝阻才改变了主意。

又如，每逢玄宗生辰，他都大宴百官于花萼相辉楼，并定其生辰(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布于天下，咸令宴乐”。中宗时，太平公主食实封5000户。玄宗为了限制皇妹、皇女的封户，专门批评过一些不同意减少封户的人。他说：“百姓租赋，非我所有。战士出死力，赏不过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户邪?且欲使之知俭啬耳。”这话何等堂皇，但他还是对咸宜公主加实封一千户。这和“战士出死力，赏不过束帛”相比较，显然有天渊之别。

睿宗的桥陵(在蒲城县北)，规模相当可观，是盛唐陵墓的代表。开元四年(716年)十月，玄宗葬其父于此。据今人推算，桥陵整个地宫的工程量，所费工日当在20万以上。玄宗生前就选定了金粟山的陵址(蒲城县北)，当然是要提早修建陵墓。仅统治集团的丧葬费用，就是关中劳动者的一项沉重负担。

朋王李守礼，虽是个“庸鄙无才识”的贵族，但其私人财富却相当惊人。1970年10月，在西安何家村发现了两瓮窑藏文物。发现的地点正在唐长安兴化坊内，估计就是那王府的遗物。其中有纯金器298两(按唐大两计)，纯银器3700余两，再加十副玉带胯，共折合唐代的3830万钱，按当时的粮价，可购米近30万石，相当于唐朝15万丁男一年所交的租粟，比唐初一年从关东运往关中的粮食还多。李守礼死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他的财富如此之多，其他王公贵族也和他不相上下。开元年间的统治集团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