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留学生争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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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留学生争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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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留学生争礼仪

清朝在庚子赔款之后大力推行“新政”,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一面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一面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派遣的留学生,去日本留学的人数最多。据记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仅二百八十人;等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留日学生就已经达到了八千人。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派学生去日本而不是别国?对此,张之洞的论述很有代表性: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考,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应该说,张之洞的主张既表述了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迫切感,又考虑到了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诸多具体方便——同文、同种、省费。对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张之洞给他们的临别赠言是:

“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戴红顶,做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由此可见,清朝对留学生是抱有厚望的——期待着他们学成归来,做大清朝合格的管理人才。

可是,事情的发展根本就不按照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朝廷大员们的设想进行。中国学生到了日本之后,眼界大开,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洗礼。同时,对照日本,他们愈加发现祖国的落后,产生了强烈的改造国家的愿望;他们翻译书籍,创办杂志,用学到的先进思想启蒙国民。但是,大清朝缺乏足够的胸襟,它不愿意看到留日学生鼓吹宪政、民主等新思想,对留日学生进行严密的监控、防范和镇压。这些做法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激化了留日学生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促使留日学生几乎一致地倾向了革命。

更关键的是,留学生的新思想在国内得到了响应。1905年4月,湖南籍留学生黄尊三等一行六十人抵达武昌,他们要在这里拜别张之洞,然后启程赴日留学。作为地方大员,张之洞要求学生们对他行跪拜之礼。这一要求遭到了学生们的拒绝。张之洞感到“很没面子”,就下令对留学生“不放行”,试图以此收到压服之效。其间,湖南巡抚端方与张之洞反复磋商,端方致电威胁学生:如敢对张之洞不敬,将取消其留学资格。学生们异常愤慨,表示宁肯不去留学,也不能牺牲人格尊严。双方僵持,致使学生在武昌滞留了十天之久。后经多方斡旋,双方接受了鞠躬之礼。接见之后,张之洞虽然以西餐宴请学生,但大家并不领情。针对此事,黄尊三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中国大官,只顾一己虚荣,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实属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张香涛(张之洞号香涛),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无论,思至此又未免可慨。”这批学生辰后不但没有回国“戴红顶,做大官”,反而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党”,回国后致力于推翻大清王朝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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